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邓发同志
邓发,原名邓元钊,字建钊,1906年3月7日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县(今云浮市)一个农民家庭。初小毕业后因家贫辍学,14岁就到广州、香港等地打工。1921年,先后在香港太古船坞和英国驻港兵舰上当工人,并参加了香港海员工会。随着结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投身工人运动。先后参加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在工人中进行演说鼓动,受到了极大的锻炼,也开始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这两次著名的大罢工为中国工人运动培养造就了一批骨干分子,邓发同志以其出色的表现,成为从海员工人队伍中走出的“最光亮的楷模之一”(注2)。
1925年10月,邓发同志由苏兆征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1926年,他积极参加支援北伐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兼第五区副指挥,身先士卒,带领工人同敌人浴血奋战。1928年,邓发同志转移到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南方代表、香港工代会主席兼党团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等。1929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他来往于香港、广州两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努力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深入工人群众,领导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广大的根据地范围内,工人已经获得解放,并且确立了政治上的地位,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支柱。1940年初,邓发同志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月刊。1943年3月起,兼任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在这个时期,邓发同志致力于对根据地职工运动的指导,“成了这一运动的光辉领袖之一”(注3)。他坚决贯彻党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织制定正确的劳动政策,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职工会应当成为民主政权的有力支柱。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工业建设和工人运动的主张,对根据地开展工业建设和职工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呕心沥血,以埋头苦干、不知疲倦的精神,“整月整月地住在工厂,亲自搞调查、抓典型、总结经验”(注4),领导边区工人在工业战线上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工人运动和经济建设、生产事业的发展,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5年4月,邓发同志被推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他作为中国解放区90万工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他登上大会讲坛,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作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中国解放区工人的组织、生产、斗争、活动等情况,提出包括建立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等主张在内的战后中国工人运动八项主张,令与会各国代表耳目一新,并得到他们的热烈支持。他的发言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地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会上,他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他在国统区的上海、重庆等地,又为中国工会组织的统一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奔走忙碌。
二、我党安全保卫工作的卓越战士和开拓者
邓发同志曾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负责根据地政治保卫机构的建设,在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邓发同志在香港、广州领导党的地下斗争过程中,努力开辟隐蔽战线的工作。1928年,他组织建立香港特科,在周恩来同志创建的中央特科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秘密斗争。不仅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也培养锻炼出了秘密斗争的技艺和本领。在险恶的环境下,他临危不惧,沉着应变,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为党收集情报、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组织秘密会议、保卫党组织安全的许多任务。他“曾经饿过饭,曾经在光天化日下与反动派鹰犬决斗过。他曾经在数重侦探的跟踪之下,像侦探小说的英雄似地逃脱好几次;曾经在帝国主义警察厅正对面的房子中间,大摇大摆地开过会”(注5)。
1931年7月,邓发同志从闽粤赣苏区来到赣南苏区的瑞金,接替王稼祥同志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1月,年仅25岁的他受命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肩负起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保卫党中央)的重任。他从全面组建保卫机构入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保卫局下属各部门负责人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欧阳毅等,都是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或特科干部。他们很多人长期从事安全保卫工作,有的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和骨干。
邓发同志运用多年领导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手段训练苏区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各项安全保卫措施。他把机要、保卫、警卫工作称为内线作战,要求大家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对党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并且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来加以约束和保证。他机智、勇敢、精明、干练,为保卫党中央、苏维埃和红军的内部安全,忘我工作,贡献了全部的聪明才智。
在长征途中,他的职责和任务是既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袭击和破坏。由于党中央、军委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机要保卫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组织保证措施,所以尽管蒋介石屡屡派飞机侦察,派暗探刺探情报,欲破译红军的通讯密码等,最终都没有得逞。
当然,邓发同志当年在主持闽粤赣苏区的肃反和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期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也曾发生过“左”的偏差和失误,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后来他能够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和品质。
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公安部隆重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贾春旺同志在揭幕仪式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注6)。邓发同志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一任也是惟一一任局长,是我们党和国家安全保卫工作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的杰出实践者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邓发同志在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发同志是在基层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粤港地区曾经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省市委领导成员和组织部门负责人,致力于建立或恢复、发展基层和地方党组织,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起丰富的经验。
1930年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邓发同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年底赴闽西工作,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闽粤赣省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闽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1年起,邓发同志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1月,他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邓发同志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6月,奉命以中共代表身份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长途跋涉,历经艰辛,胜利完成党中央托付的重任。随后,他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苏联,他经常应邀作报告,开讲座,包括到列宁大学讲授《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哲学》等课程,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运动和工农红军的情况,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邓发同志已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成为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的25名委员之一。1939年夏,邓发同志奉调从新疆回到延安,随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直到1943年,为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讲授党的建设和职工运动史等课程。他的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结合自身的革命工作经历,材料丰富,事例生动,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同志努力贯彻中央精神,使中央党校的教学与整风相适应。1942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指出,理论与实践一致、克服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力求从实际出发,学习掌握理论方法,是党校教育的新方针。这条新方针和其他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对于党校的思想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邓发同志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新疆。1937年9月,邓发同志从苏联回国,接替陈云同志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并负责领导原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的工作。此时,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新疆成为中国对外联系和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之一。为了保证这条通道的畅通,邓发同志按照党中央指示,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利用当时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标榜实行联共、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的有利条件,坚持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开展了大量工作。他根据盛世才的请求,向党中央建议,从延安先后选派了13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各地工作。他派共产党员担任《新疆日报》等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利用报纸书刊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他选派黄火青同志到新疆各族民众反帝联合会担任秘书长,通过该会多次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新疆城乡的募捐活动。新疆各族人民曾经捐出几万件皮大衣和一批药材运往延安。邓发同志还推荐共产党员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学院任教,用“抗大”精神办学,为抗战和革命事业培养人才。他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将从延安去莫斯科治病路过新疆的毛泽民同志留在新疆,担任财政厅长。经过毛泽民同志一年多的整顿治理,新疆财政经济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邓发同志还组织西路军总支队广大指战员学习汽车、炮兵、装甲兵、无线电、空军等军兵种军事技术,并领导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支航空队。
四、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邓发同志为争取中国光明的未来而加紧工作时,无情的灾祸却突然降临。1946年4月8日,邓发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境内的黑茶山撞山坠毁,机上人员不幸全部罹难,史称“四八烈士”。
邓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为仅仅40年的短暂生命划上了句号。他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邓发同志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顽强、不屈不挠。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从不为任何强敌所压倒,更不被任何困难所折服。他曾经在监狱中被打断一根肋骨,但出狱后第三天就拖着伤病之躯投入新的工作。皖南事变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这次巨变可说是血流成河,骨如山积。在反动派的高压下,我将自己比成一只飞鸟,要飞翔于大风暴的天空,踪迹是不能说定的(注7)。”他的一生,确如一只随时准备搏击暴风雨的雄鹰,在党和革命需要的时候,总是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地去开辟新的战场,出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邓发同志有着一腔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虽然很爱自己的亲人,但在他心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家庭和个人利益。在苏联工作期间,他到列宁大学讲课积累了一笔讲课费,虽然自己家中经济十分困难,但仍执意把这笔钱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
邓发同志是党内一位精明干练、有魄力、富于创造精神的实干家、多面手。他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党把他放到哪里,他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一生从事过工人运动、地下工作、党务工作、军事工作、安全保卫工作、统战工作、党校教育工作、民运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也无论是在基层还是中央,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能迅速打开局面,出色完成任务。“你不把谷子撒在地上,怎望它长出芽来(注8)?”邓发同志生前喜爱的这句朴实无华的话,为他的实际行动作了很好的诠释。
邓发同志勤奋好学,刻苦自励。他是党内自学成才的典范,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坚持以惊人的毅力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他曾经说过:“只凭自己的历史在革命队伍里混,而不学习,就会做时代的尾巴。只凭自己的忠实可靠并不能代替工作。多学一点东西才能使自己在革命事业上多做一点事(注9)。”在苏联期间,他刻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延安时期,他坚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他在《中国工人》、《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上百篇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文章。其中,每一篇文章起码要有五次以上的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邓发同志还是一个富有个性魅力和生活情趣的人。他举止干练豁达,身手敏捷。在埃德加・斯诺的眼中,他“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注10)。他和党内外众多同志相交相知,深笃的友谊感人心扉。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虽然仅读过初小,却是一位业余画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经用手中的画笔作掩护,躲过敌人的追捕。他还是一位业余摄影家,用手中的莱卡相机,记录革命者的斗争和生活。戏剧、音乐、跳舞等等,他也都很喜欢。他能战斗,会生活,集“战士风度和诗人情怀”(注11)于一身,表现出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
邓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60年了,但他的英名和业绩,仍然矗立在党和人民心中。作为直接从工人队伍成长起来的革命家,邓发同志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纪念邓发同志,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注释:
(注1)周恩来:《“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新华日报》1946年4月19日。
(注2)廖承志:《邓发同志》(1946年4月16日),载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追悼特刊。
(注3)廖承志:《邓发同志》(1946年4月16日),载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追悼特刊。
(注4)萧三:《用生命为人民播撒幸福种子的人――忆邓发烈士》,《光明日报》1981年4月7日。
(注5)廖承志:《邓发同志》(1946年4月16日),载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追悼特刊。
(注6)《人民公安报》2001年6月25日。
(注7)转引自曾庆榴:《工运领袖的风范与本色――纪念邓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邓发纪念文集》第23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注8)廖承志:《邓发同志》(1946年4月16日),载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追悼特刊。
(注9)李培基:《哀悼邓发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5月2日。
(注1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页。
(注11)约兰:《是战士,是诗人》,1946年4月19日《新华日报》追悼特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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