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史研究，就是要求国史工作者一方面坚持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史研究，有助于纠正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误区：一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追求数量、外延式的发展模式，把任何一种增长、发展都看作是科学的发展。过去一段时间流行的“以产值论英雄”，现在大量存在的“政绩工程”，就是这种不科学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的表现；二是把西方发展模式当作一般标准，对不符合西方发展模式的发展形式横加指责，极力贬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们党历来重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考虑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与中国特色的统一。但是，从我国发展的实际来看，如何看待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特别是西方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的关系，始终是国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国史研究中的很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国史研究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注意避免西方工业化模式中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方面。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史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探索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统计指标体系是国史研究中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评价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使用的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是西方的SNA框架。社会、科技、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也主要是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有关经验和研究成果建立的。应当说，以SNA为主要代表的这些指标比较系统地、完整地描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要求，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这些指标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产生的，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自然物质变换不可持续的严重危机，同科学的发展观最终是背道而驰的。显然，简单地应用西方指标体系，不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国史研究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这不仅是对统计学界提出的任务，国史研究者也要积极参与这一工作。这是因为，国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具有政治性很强的特点，能够弥补统计学重生产力轻生产关系、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文化指标的缺陷。特别是国史研究可以从实践的角度，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实践和理论支撑，因而也有可能对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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