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8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2005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曾庆红同志又重申了这一论断，他在谈到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邓小平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讨论，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在现实政治方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生在十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拨乱反正时期。一方面，党中央在政治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继续“文革”错误的“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在“两个凡是”出台不久，就第一个在党内公开批评它不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郑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标志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后，立即遭到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严厉谴责并受到压制。邓小平高瞻远瞩，敏锐地抓住这一事件，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讲实事求是”，精辟地阐明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在讲话中支持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两个凡是”。接着他通过谈话和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等多种方式，连续进行了大量具体的思想和组织动员，从而在全社会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中央各部门和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全国11个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中央和地方省级报纸从6月开始到12月，半年之内共发表650篇报道和文章。经过广泛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人心，为顺利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从此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二是在理论建设上。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恢复和完善党的思想路线，在“实践真理观”等许多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前一方面的作用，人们感同身受，普遍认同，已有不少文章论述；而后一方面的作用，相对来说论述得比较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谈几点认识，以抛砖引玉。
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理论，特别是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都是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同时具备创新性，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特色。
那么，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续的邓小平理论，它的理论特色又是什么呢？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还是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等社会各个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我们应该不断地深入发掘和学习。这里，我只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及相关问题中的一个，即“实践标准”，并对它进行初步的学习和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各个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但它们又都各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和特色。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例，矛盾学说、实践学说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个性和特色（或是它的主要特色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与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有关。由于时代和主要任务不同，他们往往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列宁语，《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5页）。比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在1893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创立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他们“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方面，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继承性。此后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此进行深刻论述，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检验真理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对此既有全面阐述，同时阐述的重点和角度又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处在“怎样去寻找真理”（列宁语）即创立自己的理论年代，他们提出并研究“实践标准”的着重点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并把它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强调人们应“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4页）。在他们看来，“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多次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以往真理标准问题较多地存在于哲学认识论之中。邓小平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已经创立并经实践证明为真理的时期，他领导的“实践标准讨论”解决的是“两个凡是”问题，即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把它与革命导师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论述的个别原理、特别是个别论断区别开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原理，特别是导师同时又是执政党领袖的个别论断，仍然应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进行检验，不能“句句照办”。这是因为多年来尤其是十年“文革”中形成的现代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严重，影响到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标准”的重点，就更深了一个层次，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根本方法。不仅如此，邓小平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于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得到普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标准讨论”，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的“实践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也即党的思想路线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学习。十年“文革”以后，“两个凡是”坚持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体系，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错误的东西，它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既不许纠正旧东西，又不许思考新问题。邓小平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其重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并从此入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思想路线。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于1979年7月和1980年2月又两次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学习邓小平的这三次讲话，特别是比对后两次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而邓小平在第三次讲话中明确表述的思想路线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认识事物、从事工作的出发点、基本方针，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它们都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强调的是“实际”的重要性。从人的认识过程来看，这里反映的是它的“前半程”、即人的认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而人的主观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则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则改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邓小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把“实践标准”引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丰富、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实践真理观”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把“实践真理观”应用于当代中国实际，指引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举两个例子来说，1988年经济体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关键时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物价（主要是粮食和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要不要放开，即由国家统一定价（国家补贴）改变为市场定价（取消补贴）。对此意见不一致。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他主张放开，实践证明了这一次举措是成功的，理顺了物价，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是这样。囿于传统观念，过去长期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的经济工作多年来基本上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结果常常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经济老是上不去。邓小平根据长期实践，以“实践标准”检验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走市场化道路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也可以走市场化道路发展经济。邓小平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科学理念，冲破了过去的传统观念，化解了困惑已久的“姓社姓资”的难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类似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的态度就是要大胆地去“试”、去闯，在实践中判别对错，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继续实践，找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江泽民曾在党的十四大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外部条件、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处处闪耀着“实践标准”的光辉。
“实践标准”谈的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属于常识问题，实践出真知、实践检验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但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一常识问题、基本原理，一经提出并公开宣传，却立即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响？一些人反对、压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支持，并以此为契机，组织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过去已有著述从不同的角度提及并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文不拟赘述。这里只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事实，作为补充和诠释。
1859年，马克思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以后，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拟公开发表。但开始时却被当局以“不符合时代精神的要求”为借口阻挠出版。出版商故意拖延排印，推迟出版时间。出版以后，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包括拥护马克思学说的人。这时，恩格斯出来说话，他指出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震动并被压制、反对，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的这一论点，表明的原理非常简单，对于未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所束缚的普通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却给了“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它“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参阅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这样，它引起某些人的反对就毫不奇怪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存在”与“意识”谁决定谁的争论，还是1978年在我国发生的“实践”与“理论”谁检验谁的分歧，虽然都是抽象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由于它们与现实紧密联系，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不同人们的不同反应。
这也许就是像“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检验真理”一类理论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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