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成吉思汗大军所向无敌。在这“白骨纵横似乱麻”(元好问句)的时代,大军掳掠,屠城,男的除了工匠外大都被杀；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像牛羊绸缎一样被收养作为妓女,用来出卖色相赚大钱。这是由朝廷官家专立的机构主持的,它叫教坊司。
1233年,蒙古军攻入金的都城汴京,元好问五月三日被拘管北渡黄河,写诗道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沿路都是被抓来的,还有僵卧的死人。这中间,只见高大的马背上扛着一位年青女子,向北驰去。她为蒙古军人占有,她一步一回头想再看看亲人父母和夫婿。
元好问还写过《续小娘歌十首》,其一曰:
吴儿沿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声。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
称续小娘歌,可知还有多少小娘、吴儿沿路唱和,凄苦诉说离乡去国的悲哀。
可是这些红粉佳人后来大多作为元曲(杂剧)的演员,为元曲的繁荣出了力。天下事悲欢离合诚难料,教养妓女的教坊,成了元曲的温床。
蒙古大军横扫金、西夏、南宋,西至西亚、东欧。但要平定安居,需要礼乐制度,帝王平居要欢娱也需要音乐歌舞。《元曲・姚枢传》记:“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
这主要是祭祀天地、儒家重视礼乐,同时促成诸多歌舞戏曲的发展。其中礼部教坊司有兴和署和祥和署。这两署应都是为演元曲有关的。《元史・祭祀志》记: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正月十四,仪仗队由帝师八思巴带领于皇宫大明殿作佛事。第二天从崇天门(约今午门)出宫到东长安街的庆寿寺(原双塔寺)再到北海南岸,从后门、东华门回来,叫游皇城。其中有“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篥、龙笛、琵琶、筝、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150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150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324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嚣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30余里。
这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祥和署掌杂把戏,不就是用妓女来扮演杂剧、和男女演员演出各种杂技、歌舞?明初叶子奇著《草木子》卷三说:“散乐则立教坊司。掌天下妓乐。有驾前承应杂戏飞竿走索踢弄藏等伎。”可见教坊司是专为帝后娱乐演出的。《辍耕录》记忽必烈于桓州战争时,命教坊中人作《白翎雀》曲。只是“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现在不太清楚详情了。
但元曲和教坊的关系,还可勾画一些。元曲作家张国宾,大都人。教坊勾管。(《录鬼簿》)查《元史・百官志》礼部教坊司兴和署除署令、署丞各二员外;还有管勾二员。这勾管应即《元史》的管勾。是教坊的管理人员。又作家花李郎和红字李二是教坊色长刘耍和的女婿。
还有元曲杂剧作家和教坊官妓的交往更多。杂剧作家多被称为风流浪子、青楼花主。如关汉卿自称“向烟花路上走”、“锦阵花营都帅头”。而贾仲明的吊词写:白朴:“指花摘叶风诗性,赢得青楼薄?名。”马致远自称:“万花丛里马神仙。”王实甫也有曲曰:“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
但这青楼、烟花、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并不是剧作家风流的秦楼、卖淫的妓院，而是官妓聚居的教坊。剧作家“谈音律、论教坊,惟先生占断排场。”(贾仲明吊鲍天佑)作家留连于官妓丛中。如关汉卿和朱帘秀、杨显之和顺时秀、白朴和天然秀等为挚友,为人艳称。这些剧作家,出身儒生寒士，此时没有科考,未入仕途,虽然满腹诗书,可秀才遇到兵的时代,处境地位和教坊妓女差不多。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是惺惺相惜,只是男士年龄要比妓女大得多,如顺时秀称杨显之为伯父。
他们悲悯她们的身世,欣赏她们的姿容、才华,赞颂她们的善良心地,和她们一起研究音律,为她们写作剧本,或一起登台演出。这是元杂剧写妓女作品特别多,写得特别好的原因。如关汉卿的《谢天香》、《救风尘》、《金线池》,有人统计占关剧1/6。又如马致远的《青衫泪》,石君宝的《曲江池》,戴善夫的《风光好》,张寿卿的《谢金连》,李行远的《灰阑记》等等。
这些教坊官妓除了为宫廷演出,出卖色相外,还在勾栏、市肆、戏棚演出杂剧。如《辍耕录》记:“歌儿珠帘秀,杂剧当今独步。”“歌妓顺时秀,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
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盖以色事人者。倡至松江作募缘疏曰“京师第一部教坊”,占排场曾使万人喝采。一跳身才离了百戏棚子。
可以说,一代超绝的元杂剧源起于教坊。由于烽火连天的战乱和蒙哥、忽必烈为安定而讲求的礼乐,为娱乐而追逐的杂剧,教坊大兴。教坊培育了众多娴于歌舞音乐演唱的歌妓,歌妓和同路人编敷演的作家群共同创造了反映时代辉煌的通俗文学――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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