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抬送孕妇何丹英的担架队。本报记者胡其峰摄
5月5日是“国际助产士日”。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和国际助产士联合会在这一天
声明说，因为缺乏护理，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52万多产妇死亡和8百万孕产妇患病。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呼吁各国立即采取行动，解决助产士短缺的问题，改善妇女保健状况，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消除妇女在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2000年1月开始，卫生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实施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简称“降消项目”）。目前，这一项目已扩展到22个省的1000个县，总覆盖人口达3亿人，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妇幼保健投入最大的单项项目。
近日，记者奔赴“降消项目”点之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边远山区采访。一路上，既为所取得的成效感到高兴，但同时记者发现，面对边远山区贫困闭塞的现状、陡峭崎岖的山路，这一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难度却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一副担架――托起生命的责任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地少人多的广西贫困农村最真实的写照。广西有49个县被列为国家和自治区级贫困县。4月29日一大早，记者驱车前往广西北部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南丹。
下午3点半左右，汽车在盘旋的山路上前行。突然，山路边一辆已打开后车门的救护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它在空旷的山野中特别显眼。职业的敏感催促记者下了车。救护车是南丹县妇幼保健院的，站在车旁的南丹县里湖瑶族乡卫生院的大夫黄琪告诉记者，怀里村化桥屯一位叫何丹英的瑶族孕妇快到预产期了，救护车是来接她住院的。“为什么不直接到家里接呢？”面对记者的疑问，黄琪说，化桥屯在很远的大山里，车根本开不进去，孕妇只能由人用担架抬到通车的路边。
说话间，远远的山坳拐弯处，一副由4个壮汉抬着的担架出现在记者视线中，担架上躺着一位孕妇，边上还跟着两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崎岖的山路上，这支特别的队伍从苍翠的大山中艰难走来。记者冲下路坡，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如图）。
“这儿孕产妇第一需要的是一副担架！”担架队员陆景刚擦着满脸的汗水说道。“南丹都是大山，农民居住又分散，许多村屯汽车根本进不去，像怀里村有2400多人，分散在19个屯，我们从何丹英家住的化桥屯抬了近5个小时才到这儿。”另一位汉子说，很多山民还很贫困，买不起好担架，今天的担架就是用竹篾条编的。现在乡里有担架指挥中心，每村都成立了担架大队，每个屯还有担架小队，他们几个都是担架队员。
采访中记者得知，从2002年开始，一项名为“广西母亲安全担架行动”的活动由广西卫生厅发起，厅里拨专款开始给众多的高山村配发担架，同时号召社会各界为贫困山区捐助担架。共青团南丹县委书记谭善告诉记者，他们还专门成立了有1800人、分成300多个小队的农村青年自愿者担架队。卫生厅副厅长谭明杰说，一副担架能托起两个生命，如今，这些担架已经挽救了几百名高山村屯难产妇的生命，许多坐着担架出山获救的孕妇都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称之为“幸福担架”、“救命担架”。
改变陋俗――“最难的是让孕妇住院分娩！”
“山高高，草莽莽，女人生崽，有命喝鸡汤，无命见阎王。”这是以前流传在广西“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一首民谣。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和陋俗的影响，在那些地方孕妇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不能出门，一些村屯口甚至立有孕妇不能越界的石碑。分娩只能在家，有的甚至就在牛圈里分娩，一些妇女生产时遭遇不幸的事时有发生。1993年，广西孕产妇死亡率达230.8/10万，其中东兰县竟达502/10万。
4月30日上午，在南丹县妇幼保健院，记者又看见了29日上午被救护车送到这儿的孕妇何丹英。正查房的妇产科大夫黄明丽对记者说：“最难的就是说服家人让孕妇住院分娩。”黄大夫29日一路护送何丹英到了医院，当晚又值夜班，看上去非常疲惫，但她却很欣慰：“何丹英现在胎心音、血压都正常，预产期是5月4日。”
为了让更多的孕产妇住院分娩，广西基层医务人员想尽了办法。阳朔县副县长谢灵忠告诉记者，县里为此专门成立了孕产妇急救中心，公开孕产妇急救电话，开通健康绿色通道，免费接送孕产妇，并完善了三级转诊制度，目前抢救成功率100%。
家庭贫困也是孕妇不能住院分娩的一大原因。由此，对贫困孕产妇实行救助成为广西“降消”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谭明杰副厅长告诉记者，广西2005年将救助标准提高到顺产每例补助100元，严重产科并发症补助500元，“降消项目”也因此被众多贫困家庭称做“救命项目”。2005年，广西孕产妇死亡率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将“降消项目”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结合起来，提高贫困孕产妇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也成了广西的一大特色。4月28日上午，田东县思林镇可恒村村民黄妙远正在镇中心卫生院给7个月大的儿子做例行体检，她告诉记者，她家年收入约500元，去年生孩子费用300多元，“降消”和“新农合”分别补助了100元，所以自己实际只花了100多元。南丹县副县长隆美云告诉记者，2005年“降消”项目和“新农合”制度一结合，南丹全县住院分娩率普遍提高，各项妇幼指标明显好转，仅孕产妇死亡率一项就从2004年的116.5/10万下降到25.86/10万，效果非常明显。
从流泪到流汗――“责任让我无法转身离开！”
4月29日傍晚，南丹县城关镇小场社区拉哨屯一间四处漏风的破茅屋，陈荔丽在将挂面塞到10岁的韦明钱手中时，对记者说过不再哭的她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陈荔丽是广西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处长，她特意看望的两个孩子的母亲2002年11月在家分娩时产后大出血去世，所幸的是孩子活下来了，从此哥哥韦明钱负担起了照看这个妹妹的责任，他们的父亲为了供养他们一直在外打工。
“妇女承担着孕育后代、繁衍民族的特殊使命，绝不能将孕产妇的死亡当作普通死亡看待！这些死亡孕产妇的年龄都在20-35岁之间，正是她们最风华正茂的时候，一个孕产妇的死亡，往往是一个家庭悲剧的开始。”从1996年踏上现在这个岗位之后，陈荔丽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在无数个场合，向无数个人说了无数次这样的话。
陈荔丽像众多战斗在“降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一样，用长年的行动诠释着“执著”这个词的含义。为了让村民相信孕妇出村住院分娩不会带来晦气，更不会让村里的猪牛羊死去，陈荔丽甚至把自己作为“人质”，在那坡县百合乡的一个村寨整整住了3天，用事实告诉村民住院分娩的好处。
谈到陈荔丽的成绩，可以掰着指头说上半天：她组织实施的30个贫困县世行贷款“综合性妇幼保健项目”，共减少了1250名孕产妇死亡和3.5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她组织策划了“广西母婴安全工程”，创建爱婴医院；如今，51个孕产妇死亡率高发县的国家“降消”项目的工作重担，又落在她的肩上，前面提到的“母亲安全担架行动”就是陈荔丽最初提议发起的。
“面对漠视贫困孕产妇生命的陋俗，从最初的流泪，到现在为她们实实在在地奔走、呼吁、出力、流汗，我觉得是一种无形的责任让自己无法转身离去。”陈荔丽的话道出了无数战斗在“降消”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心声。
后记写完此稿，离5月14日母亲节不远了。今年的母亲节送给妈妈怎样的礼物呢？去花店精心挑选一束醉人的康乃馨？或者给妈妈选购一副她喜爱的手镯……是的，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有太多的选择、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去表达自己对生身母亲的爱；但是，广西采访的经历让记者对这个节日的感觉却变得沉重起来，因为忘不了那副竹篾条编的担架，忘不了从崎岖山路上艰难行来的那支担架队，也忘不了失去母亲的小明钱和他妹妹住的那间破茅屋……让我们记住，那儿的母亲最需要的仅仅是一副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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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5年底，我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降消项目”）共实施了3个周期：
■第一周期从2000年1月到2001年12月，共在12个省（区、市）的378个贫困县实施了项目，项目总投资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1亿元。项目结束时，378个县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下降28.79％，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下降55％。
■第二周期从2002年-2004年，“降消项目”在原有基础上又扩展了4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2个县（团场），共有1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40个县实施“降消项目”，受益人口总计1.5亿。到2004年，孕产妇死亡率在2001年的基础上平均下降了15.9％；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在全部项目省（区、市）均达到1‰以下；住院分娩率在2001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9.5%。
■第三周期从2005年开始，“降消项目”扩展到2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1000个县，覆盖人口约3亿，基本上涵盖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所有地区。中央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总数增至4.4亿元，成为建国以来国家用于妇幼保健方面单项投入最大的项目。
■“降消项目”确定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等两项总体目标和住院分娩率、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产前检查覆盖率等支持性目标。到2005年底，“降消项目”前两个周期提出的目标和支持性目标大多数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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