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国内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反思。反思的实质，是寻求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特性，或者说自身的身份问题。因此，讨论主要围绕着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展开。毋庸讳言，现代中国哲学是在国人接触了西方哲学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西
近代以来，人们对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有一固定的看法，就是认定中国哲学讲体悟，讲直觉，而不讲逻辑分析和推论；而西方哲学刚好相反，以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为其特色，注重理性论证，为中国哲学所不及。因而认为，中国哲学只有在这些方面也见贤思齐，才算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被人一提再提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其核心的关注点，就在于此。
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使传统中国哲学现代化，即变“照着讲”为“接着讲”；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形态）现代化，强调引进西方哲学的方法（尤其是逻辑分析方法）和概念的重要。这里所提出的相关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有其合理性，尤其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们的确是触及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某些不足。但是，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的人，往往更注重后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中国哲学的表现形态（研究形态和表述形态）与西方哲学相比，的确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不够严密、缺乏论证、多为独断的论断而罕有精微的分析等等。总之，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但理性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现代理性又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因此，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牟宗三早年从现代逻辑入手，可能就有这个思想。当然，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对中西哲学双重误解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哲学未必就完全不讲理性；而现代西方哲学却是以对理性进行批判为其基调。再者，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特征，而非现代理性才有的特征，理性作为一种精神能力也无所谓现代不现代。说现代中国哲学要加强逻辑分析绝对正确，但以此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与否的判准则未必妥当。毕竟，清晰与模糊、确定和不确定、逻辑和非逻辑，在哲学中并没有绝对的价值，这已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和反思所证实。
其实，上述“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构想客观上是想以西方哲学的形态来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标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哲学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而理性主义则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但这里包含了太多的误会。事实上，西方哲学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形态；相反，从古至今，它的形态多种多样，且在不断地变化。哲学当然是理性的产物，但应该是创造理性的产物，而不是计算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产物。创造理性是根据问题本身来决定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形式，也就是相应的哲学形态；而工具理性才会不管问题本身，坚持用一套程式化的分析程序来处理不同的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贡献》、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这些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之所以形态各异，风格迥然不同，就因为它们都是从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来决定自己的形态。也因为如此，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著作，如前期海德格尔和后期海德格尔的两部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和《哲学贡献》；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两部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形态、风格也都迥然不同。
康德曾经把哲学分为“学院概念”的哲学和“世界概念”的哲学两种。前者是逻辑完善的知识系统，仅凭知性（工具理性）即可从事；而后者非理论之知，而在于实践之能，它涉及每个人必然感兴趣的东西，即宇宙人生的意义，非创造理性莫办。当然，这不是说世界概念的哲学不需要逻辑分析等知性功夫，而是说它光凭知性按部就班的活动是创造不出来的。
按照康德关于哲学的这种划分，中国传统哲学基本属于世界概念的哲学，而非逻辑完善的知识系统。传统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具有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推演、命题分析论证的形态，与古代汉语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古代汉语在语法和句法上与印欧语系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异。与西方语言相比，它的语法句法相对简单，所以它的表达形态往往是简奥直截，点到为止。而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推演、命题分析论证，左右辨析，层层推进的繁复形态，完全是根据西方语言的结构特点产生的。
然而，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与古汉语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方语言能够做到的那种哲学表达形态，它基本上也能做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哲学在形态上更接近西方，而不是自己的传统。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就连“哲学”这个概念不也是来自西方吗？但是，必须看到，我们所心仪的西方哲学的形态，主要是它学院哲学的形态，其优点是严谨周密，理论性强；缺点是往往文胜于质，只注重论证程式而忘记真实的问题。哲学在当代世界的普遍不景气即与此有关。学院哲学过于注重哲学的程式而忽略内容，使得哲学成了学院中少数人的智力游戏，而对当今世界种种根本问题置若罔闻。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毕生反对学院哲学；而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教授称为“骗子”。
有鉴于此，西方许多哲学家沿着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道路，坚持根据问题本身来决定哲学的表述形态。道无常法，哲学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归根结底，哲学的表述形态是为深刻地提出问题和揭示问题服务的。有鉴于传统哲学的形态不但无法揭示今天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无法得到适切的表达，他们在哲学形态上也独辟蹊径，不拘一格，是真正的开创者和革命者。今天西方哲学的许多有识之士不仅效法他们的榜样，而且还进一步对西方哲学传统形态的唯一性提出了质疑：哲学可不可以有别的形态？西方哲学是否就等于世界哲学？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非常希望非西方哲学传统哲学家的帮助。
而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问题则是：如果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等于中国哲学的西化的话，那么如何体现中国哲学的特点？仅仅体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上？还是它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态上（包括方法、概念和思路）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它不是一个仅仅表态就能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完全恢复传统哲学的形态；我们也不能拒绝西方哲学的某些形态，如以逻辑分析和命题论证为特征的理论（此处的“理论”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形态。这不但是我们所缺乏的，而且对于克服我们理论思维的缺陷有极大的帮助。但西方的（哲学）理论形态加中国古代思想内容能等于现代中国哲学吗？
冯友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在不同的场合指出，现代中国哲学是一个中国哲学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发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的时代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语言应该在逻辑上更具清晰和严密。这些意见都非常正确。但还不够。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传统哲学的继承者，它有责任给世界提供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方法、概念和思路）来丰富哲学的内涵，它有责任以自己的方式来不但思考自己的特殊问题，也思考当今世界人类的共同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娴熟地模仿西方的理论形态。西方哲学的传统形态在西方不断受到质疑给中国哲学寻找和创造自己的独特形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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