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重要学术成就，以及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作出的重
张岱年先生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会议讨论了张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张先生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概括，在当代学术界文化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张先生对中国文化发展规律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想: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多层次内容的体系，其中哲学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第二，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条件，他提出文化发展与思想自由有着必然的联系；第三，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式，他认为既需要吸收外来文化，又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这样文化才能健康地发展。张岱年先生揭示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是其包容性、自由性、独立性。
与会学者深入讨论了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肯定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其“兼和”理论的具体运用，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主张对作为客体的文化作辩证分析，并根据时代需要，发扬民族主体精神，对其作辩证的综合，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上述分析研究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追问:文化的综合创造何以可能？论者认为，首先，要确立起“综合创造”的文化观，必须打破全盘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在文化问题上的笼统思维方式。其次，肯定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差异，又不能像西化派那样因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走向全盘西化，也不能像东方文化派那样因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否认文化在根本点上进行沟通的可能，因而需要在承认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前提下论证文化综合创造的可能性。第三，在文化变迁的动力问题上，胡适主张环境决定论，而梁漱溟主张意欲决定论;对于“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来说，无论采取其中的哪一种观点都是不可能的。为了论证文化“综合创造”的可能性，就必须建构一种不同于胡、梁的文化动力论。学者们对文化“综合创造”的一系列追问，无疑会引发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
本次会议以“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为题，就是希望通过对张岱年先生有关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成果的思考，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以实现21世纪中华文化重振的条件下加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
中国哲学是一门既有中国特殊性、又具有“哲学”普遍性的学科。但是，有学者认为，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哲学”，至今仍存在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首先，“中国哲学”学科必须通过“文化寻根”来建立学术理据，故而应该在回溯历史文化过程中还原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形态，不断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的潜在特质。其次，“中国哲学”应该表达我们精神上普遍具有的“哲学寻根”的需求，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本是人类各民族的一种普遍性精神现象。亦有学者在会上提出，应该建立一门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即“中国哲学史学史”。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史学史应以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增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自觉性，开启中国哲学原典的诠释意蕴，从人类的高度思考中国哲学原典智慧。但是，也有学者对“中国哲学重建”提出质疑：“中国哲学重建”究竟是指什么？如果说“重建”是回归元典，是回归传统，亦即回归传统学术的内容、体系和方法，那又何须“重建”？如果说“重建”是回归现代学术规范建立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例如胡适、冯友兰们的中国哲学，那么，又何须重建？他们认为，“中国哲学重建”和“中国哲学研究模式的重建”，属于不同范畴的东西。
此外，这次会议的参会学者还对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些重要流派、思潮，诸如儒家、墨家、道家的哲学思想作了探讨，对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哲学建构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作者单位：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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