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全球史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一门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一过程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由于以上种种，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惟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甫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相继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并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指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巴迪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适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比如，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很不够。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本文系作者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史译丛》所写的总序，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