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唐王朝举全国之力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关头，统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学兵林中树立一尊最高偶像来振奋民众的精神，鼓舞军队的士气。于是，兵学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武圣人”
真正使司马穰苴进入一流兵学家行列的，并不是他执法如山、立斩违犯军纪的监军大臣庄贾的壮举，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来犯敌师望风而逃的手笔，单凭这些，并不具备在“武成王”庙做陪祭的资格。司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显，傲领风骚，根本原因在于他整理总结了古司马兵法，即所谓“自古王者皆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新的兵学体系，“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部兵法，代有传播，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于当时的武学，成为将校必读之书。
如果说，《孙子兵法》所体现的是“狭义的军事艺术”，即论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马穰苴的《司马法》所反映的就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即讨论的命题涉及到军事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保障、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队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带有明显的条令条例与操典的性质，为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的规则。二者可以形成互补，无《孙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艺术，打仗便失去了种种悬念，层层变数；无《司马法》的规整用兵法则，打仗便没有了一定之规和最后底线，也就不能“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穰苴的兵学理论与孙子的兵学思想相比，是毫不逊色、各有千秋的。这正是司马迁之所以欣赏《司马法》，称道其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缘由。
司马穰苴的兵学体系博大精深，而有关治军的理论阐述，则是其整个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军的规律，这就是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司马法・天子之义》）。其根本宗旨，是要区分治军与治国的不同，要清醒地认识到两者虽都沾着一个“治”字，但彼此的差异性却是客观存在，千万不可任意混淆趋同。在司马穰苴的眼中，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的道理，军队的法令条例也不能移作治国的工具。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在军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释，兵车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统治者心血来潮，混同两者的区别，必定会既在治国上捅漏子，又在治军上摔跟头，“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说，如果把军队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国家、朝廷，民众就会变得暴戾刚狠，温情脉脉的礼让风气就会废弛；反之，倘若将国家、朝廷的礼仪规章贯彻于军队，军人就会变成一群温驯的绵羊，尚武勇迈的精神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应该说，司马穰苴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特点，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西汉时期的名将周亚夫整肃军容，严明军纪，以致细柳营军门挡住汉文帝的车驾，就是借鉴“国容不入军”的思想、并运用于治军实践的显著事例。
“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语言虽然朴素平白，但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司马穰苴道出的不仅是治军的基本要领，更是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表述，便是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具有适用性。历史上，违背司马穰苴区分“国容”与“军容”的忠告，不分场合，不分条件，不分对象，用一个模式对待和处理复杂的事物，结果导致破绽百出，甚至全盘皆输的，可谓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如当年诸葛亮起用马谡心切，拔苗助长，将本是优秀参谋之材的马谡摆放到北伐前敌总指挥的位置上，混淆了参襄军务与独当一面的本质区别。结果呢，“置将不慎，一败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暂且不说，也害得本来可以成为优秀辅弼之才的马谡身败名裂，抱憾终天。
由此可见，避免一锅煮，防止简单化，说来容易做来难。司马穰苴能够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这样高明的原则，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参悟到用兵治军的奥妙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穰苴才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区别矛盾、不同对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终为人们提供着智慧的启迪和文化的借鉴。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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