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代化进程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给中国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新课题。在泛工业化时代,文学应该找到新的支点,以显示自身的影响力,或许这个新支点就是作家应该在充分享受现代工业成果的同时,更要关注工业化进程给社会带来变化的复杂性。日前,在作家杂志社、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作家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中
今天,我们的作家们面临怎样的处境?开中国工业改革文学风气之先的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蒋子龙认为,工业题材曾经是作家们心照不宣的禁区。工业以其铁板一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以其取代一切的无法阻挡的气势,把作家逼到了墙角――人物被机器淹没,情感被钢铁管道包裹。当代文学在工业题材上进进退退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努力,虽有收获,却不是大面积的突破。当代作家长期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之中――被现代工业品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却不敢表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害怕捉襟见肘,露出才智不足的窘相。终于,无处可躲了――中国进入了工业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工业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的灵魂,工业的兴衰提供了对于人和生存环境的诸多思考。
工业改变了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工业污染甚至会影响人类的遗传。人类再也无法摆脱工业――这就是现实,躲开了工业,就是躲开了这个社会,躲开了当代文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工业现代化给作家审视农业文明提供了新的参照
尽管工业现代化使作家处于一种“愧对当代”的尴尬中,但工业现代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复杂性,也正在并将继续为当代文学提供养分,也可以说,工业现代化为文学寻找新支点提供了可能。
总后创作室主任、作家周大新认为,工业现代化每前进一步,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体验就更加丰富,也为文学描述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工业现代化的发展,给作家审视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为文学思考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新平台,为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创造了机遇。
对都市生活熟稔的青年作家、《青年文学》主编邱华栋说,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后农业时代、前工业时代和后现代并置的时代。看看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美国作家表现的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就和我们不一样。作家的工作主要还是写人性。工业化带给人性有正负两个方面,负面就是异化,甚至让人变成了机器本身。正面则是使人性变得克制,有秩序,更专业。目前中国文学的高峰,比如贾平凹、莫言等人的作品主要还是表现农业社会的作品,随着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一定会出现与现代化工业更紧密相关的文学。
来自福建的女作家、《中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北北认为:工业社会的大部分财富是由城市创造的。城市生活中,人们集中居住,但是彼此的了解远不如农业文明时代的乡村。在这样的社会中什么都可能发生。因为服务设施强大,人们之间彼此冷漠,这是新型故事的生活基础,文学出现了新的创作空间,生活很大程度上飘浮在传媒之上。人们面对面的沟通少了,许多都通过电话、网络QQ。这一切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感觉、情感、思想,一直到外部社会形态。文学要研究这一切,不仅研究新的生活形态和人们的精神方式,同时研究人们如何从旧的生活转向新的生存方式,也研究传统的农业文明与新生活之间的冲突。在今天我们生活的半径扩大了,但生活的复杂性毫无疑问也随之增加。
文学的视角永远应以人为对象
与会作家基本上不太赞成将作品划为什么“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或所谓“城市题材”、“农村题材”,工人出身的女作家、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叶文玲说,我一向赞成文学只有一个题材,就是“人”的题材,“人生”的题材。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当年给文坛带来了很大的轰动。主人公乔光朴无疑是当代工业的英雄、改革家的代表;《乔厂长上任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文学史册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但我认为,不能把这篇成功的作品,简单地归纳在“工业题材”的范畴。如果这篇作品中没有乔光朴这个荡气回肠的形象,没有他与女工程师童贞那种磊落而不落俗套的感情,没有改革过程中那些艰难曲折,谁会激奋?谁会感动?所以,任何优秀作品,都在于人物的真实、人物塑造的成功。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认为: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是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创造的产值也是最大的。文学应该表现他们的生活,文艺舞台上应该有他们的身影。可现在的创作中却表现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坛以前出过许多工业题材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擅长写这方面生活的作家。但是许多作品的表现手法简单,往往主题先行,没有把人放在主导地位。其实产业工人的表现是很难的,越现代化,越机械化,人就越可能成为机器的附庸。
青年作家、广西作协副主席东西说:目前文学对工业关注不够,这和作家的写作习惯有关。现代工业的制度化管理和对利润的追求成为一种常识,但今天,对常识的普遍认识却让文学少了精彩。因为文学往往出现在变异的地方,这时就更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还原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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