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是晚清的一位高官。同治、光绪年间，他从刑部郎中迅速擢升至封疆大吏，先后做过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后进京任职，当过
刚毅编纂的《居官镜》，是一部专讲封建统治之术和政治道德的书。内含《臣道》一章和《治道》六章，分论吏、户、礼、兵、刑、工之政。其中虽然也涉及到某些具体的施政措施与方法，但贯穿全书的基本内容，是从政治原则上谈如何做一个好官、清官，讲求“存忠君、为国之心，务立身、行道之本”，做到“公忠报国，慈祥爱民”（《官箴》，第649、652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均只注页码）。该书反复强调，“居官办事，全凭公心”，“居官立身，固以操守为本”（第650页）。而官员最重要的操守就是要牢记“为国、爱民之意”（第658页），尤以爱民为为国之基础。“为吏尽职，为民守分，各居其道，治理民安，则国家可以长保。故为政者，必以安民为本。定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第665页），倡言官员应该做到“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第657页）。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居官镜》以最清楚明确的语言，大力提倡官吏要清正廉洁，严厉抨击贪赃枉法之徒。书中说：“清洁之操，一尘不染，谓之廉。”（第649页）“以廉言之，理财制用，崇俭务实，使天下家给人足，盗贼不起，争端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箪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第655页）该书甚至认为，官员如果只能洁身自好，淡泊其身，而对属员的贪劣妄为，胥吏之苛索敛财，劣绅之横行乡里，失于觉察，疏于整顿，苛且塞责，姑息养奸，“如此违道、干誉之清官，其与贪官，迹虽不同，其所以负恩误国之罪一也。”（第650页）书中对那些“肥甘自奉、轻暖自适、货财自好、刚愎自用、贪得无厌、嫉贤妒能”的贪黩之徒，表示出深恶痛绝的态度（第658页），并对“掊克聚敛，取下民之脂膏，借润私囊，致使民力益竭，民怨日增”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第667页）。
应该说，作为一个封建官员，能够有这样一种见识，写出这样一篇文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书的纂修者，本人就是一个大贪巨奸。
在比较正式的传记中，刚毅的贪黩行为，往往语焉不详。如《清史稿》的《刚毅传》，对此不著一字，讳莫如深。《清代七百名人传》的《刚毅传》，在谈到他于光绪二十五年“钦差赴江南查办专件”时，只说“但闻此次所到各省，多有收受陋规之事”（该书上卷，462页），也还是半遮半掩，欲言又止。倒是在一些笔记杂说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综论义和团》中，就称刚毅“专主阴谋，日以废立皇上，排斥外人，遏绝新学，搜括民财为得计”（《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57页）；《清朝野史大观》则讲得更加具体：（甲午战后），“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刮，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
像刚毅这样的贪官“倡廉”的怪现象，自然堪称一个绝大的讽刺，但绝不是偶然的例外。讲的冠冕堂皇，做的男盗女娼，其实倒是贪官们的共性。贪官污吏们为了聚敛财富就要大肆搜括，为了装扮形象、戴稳乌纱帽就要说些反腐倡廉的话，这实在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刚毅纂修《居官镜》，不过是做得更有心机罢了。
近些年，类似《官箴》、《居官警语》一类的书，出了好几本。在历史上，“官箴”这类东西，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确实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政治历史遗产。其积极作用，一方面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了老百姓对于清明政治的冀求；另一方面是在舆论和观念上把清正廉明、关心民瘼、秉公执法等作为政治道德的崇高标准肯定下来，这些都会在现实生活中对封建政治的阴暗面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也会有一部分封建官吏把这样的政治道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方面也不能作过高的估价。这不但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同刚毅一样，在言和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甚至颠倒；而且所谓的“官箴”，充其量
只是官员们一种自律的信条，对于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人来说，仅有自律而缺失他律，仅靠自我约束而不同时靠制度监督，是很难避免权力的滥用的。
认识、考察、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重要的不是看他自己如何表白，如何言谈，而是看他的所作所为。这本来是史学研究的通则，可是也有人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不知是出于偏见还是由于天真，往往轻信历史人物的自我表白。这样去研究历史，岂不是越研究越糊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也能够从刚毅言行相背的实例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