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来,孔子弟子子夏一句“学而优则仕”,激励了无数学子“鱼跃龙门”。如今,它又有了自己的孪生兄弟――“研而优则仕”。在当下科研单位,一些研究人员一旦学有所成,就迫切希望能在仕途上有所进步,而一
“学而优则仕”能在中国绵延二千余年,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经典的成才道路被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认知深深熔铸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意识中,使知识分子自古就既具“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抱负,同时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雄心。在“血统论”和“世袭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资源分配高度集中于权力,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学习而“入仕”,无疑是打破权力垄断、实现人生价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在当代,知识分子通过在自己专业研究领域作出突出成绩,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专家型官员或学者型领导,对于避免外行领导内行,推进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无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学者从政,本是好事,使学有专长的知识精英进入领导层,促使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也不失为一种趋向文明的制度安排。但当今社会是一个人才评价标准日趋多元的社会,尊重知识、培养人才,并不一定非要用官位来体现。况且,学术和行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学术有学术的路径,行政有行政的规则。学术研究注重自由思考和创新,要求“板凳须坐十年冷”、“面壁十年图破壁”,而行政工作具体而复杂,它强调规范,要求令行禁止。因而,适合做学术研究的,并不一定适合做行政;既想搞学术,又想当官,很可能两样都搞不好。如果一不小心,学界沾上“官场”的某些不良风气,很可能会败坏学术风气、破坏学术纯洁、催生浮躁心态、窒息学术创新。目前,一些科研单位学术和行政双肩挑者,成为学术腐败的高危人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学者不是不能当领导,问题是不能过多过滥,不能让“研而优则仕”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更不能让“官位”高低成为评价科研人才水平的主要标准。为此,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改革科研管理和学术评价体系,改变学术资源过多依靠权力分配的模式,为科研人员创造更好的后勤保障条件,确保科研人员潜心科研,激励他们更多在科研上锐意进取,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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