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追踪四座移，弹琴髭蟾称大鲵。”这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吴征镒教授追思承钊先生题诗。刘承钊（1900―1976年），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繁殖生物学与性行为的研究中，发现“雄性线”；在两栖类自然史的长期研究中发现大量新种属；并对横断山区两栖动物的分类区系与角
赤子之心
刘承钊出生在贫穷落后的山东泰安农村。由于家境清贫，他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堂。上大学后，半工半读，时读时辍，毕业时已是二十七岁。1931年“九一八”事变，惊醒了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刘承钊，他更坚定了“读书救国”、“科学救国”之志。1936年日本动物学会请他去参加学术会议，并许诺给予开展科研工作种种便利条件，他断然拒绝：”我不愿到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去为学术而学。”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华东受敌，他率领东吴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跋涉千山万水，辗转来到大后方四川，加入到四川大学源流之一的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1946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完成《华西两栖类》专著，并成为美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终身名誉会员。他毅然抛弃了国外安定舒适的生活与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刘承钊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源流之一的华西大学校长、四川医学院院长，肩负起为人民办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并由一个相信“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青蛙迷”到动物学家
童年的他痴迷青蛙，以至人称“青蛙迷”。从年少的痴迷，到成就杰出的科学建树，当中是他的勤奋与努力。
大学毕业后，他就致力于两栖爬行动物的科研工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两栖动物全是由外国人进行研究，并且以外国学者的名字命名。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他深感遗憾和耻辱：“中国科学家有责任用中国人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开拓自己的科研领域。”
“到大自然这个实验室中去探索真知”，刘承钊毕生从事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研究，尤为注重野外生态的观察。1938年刘承钊踏上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旅程，这一旅程中的发现及研究，使他跻身于举世闻名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的行列。他曾数十年间足迹踏遍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等14个省区，其所采集的地域多是鲜为人知的地方。自1938年入川，他几乎每年亲到川西山区去采集蛙蟾蜥蛇。他在1938年发现的“峨嵋髭蟾”（俗称“胡子蛙”）就是一个新属、新种，这是第一次被中国科学家记录下来的一个新属种。当时的川西山区传染病流行，盗贼经常出没，要获得两栖动物的第一手资料，困难可想而知。但刘承钊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了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1938年到1944年，他共进行野外调查11次，主要到川康一带，兼及陕、甘、青的部分地区，行程8000余公里。1942年到西康昭觉燕窝塘野外采集，刘承钊罹上斑疹伤寒，当地缺医少药，几乎丧命，历时50天幸得康复。这一期间，刘承钊共发现两栖动物29个新种，并建立了1个新属，对许多种类的生活史做了详尽的观察与研究，比如对于标本的采集地，不仅记述经纬度和海拔高度，而且还对凛冽的急流险滩、光滑的鹅卵石堆、湿热的雨林乃至霜冻的冷杉林等生态环境进行描述，为中国两栖类生活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6-1947年他完成了长达400页的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此书于1950年出版后，在国际两栖爬行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刘承钊和他的两栖类研究中心，组织研究力量，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和野外采集，为新中国两栖类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新贡献。1961年，刘承钊与夫人胡淑琴根据30多年研究及野外调查积累的资料，编写出版了《中国无尾两栖类》。这部科学著作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被认为是我国无尾两栖分类区系学的权威性著作，因其卓越的研究成果，1988年该书获中国自然科学奖。
“我对某项科学，要实践建立认识，并且判定它对人民有用，我就要为之奋斗终身。”1973年，在大雪山麓的宝兴县，他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野外采集，十年浩劫的精神折磨、年届古稀的精力衰弱，虽然使刘承钊显得有些疲惫和苍老，但“回首远看云压顶，低头近见水冲天”的景象，使他焕发了活力。他在日记中动情地写到：“踏遍青山人未老，愿为祖国献余年。七三好似三九壮，采得湍蛙著新篇。”
1976年4月9日，刘承钊因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在其辞世前一年，仍以滇藏横断山区为念，壮心不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吴征镒教授题诗追思承钊先生：“踏遍川康思滇藏，‘我为斯民哭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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