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学者们自己的界定。邓实（1877~1951）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曹聚仁（1900~1972）认为：“学者是青年们的慈母，慈母是兼有饲育和扶持两种责任的。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对学者颇有研究的郑晓沧（1892~1979）认为，学者相当于德国的“Research-scholar”（专门研究工作者）。他说：“兹姑以一般scholar为言，其在中国，今日通称为‘学者’，求之旧籍，依个人意，相当于‘士’。”且“士”“以其主持风化，作社会之表率言，其行为、事功，影响于社会者亦至巨。今吾人姑且置伦理的意义而不论，则‘士’之解释，为‘推十合一’，即能以演绎与归纳整理思想。”“凡具有此种修养者，始可谓之‘士’或‘学者’。然中国向重人本主义，故向来‘士’之涵义，除学识外，亦必注重其人格修养。”可见，在中国学者自己的心目中，学者不仅含有研究学术的应有之义，它还包孕强烈的社会关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养这层内涵。
与学者的内涵密切相关的就是学者的使命。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为人”，用孟子《告子》里的一段话来说明就是：“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荀子在《劝学》里则解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相当于孟子讲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家大师们最为反对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中国古代对学者的道德要求极高，“内圣外王”是中国学者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宋代理学家张载进而把这种强烈的社会关怀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再来看看西方对于学者使命的认识。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真正的德性只有一种，那就是知识，这是对学者使命的简洁而全面的规定。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费希特说“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为了更通俗明确地解释这个使命，费希特将其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为社会服务，“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一部分是以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为己任，并“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履行这两个使命就是履行学者的真正使命、最高使命。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学者必须对随时变化着的人们的不同需求有广泛的了解，并思考出解决这些需求的手段，向他们指明在当前这个特定条件下出现的需求以及达到目标的特定手段。费希特说：“就我们迄今所阐明的学者概念来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即必须将提高人类道德风尚作为学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学者应该把提高人类道德风尚作为其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费希特借用耶稣曾经嘱咐他的门徒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把东西方关于学者及其使命的论述放在一起，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学者的使命，不仅体现在其学术的造诣上，更表现在其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等社会关怀上。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们虽然历经磨难，至今仍然不能在民众中确立起令人信服的形象。当代怨声载道的“学术腐败”和“文人无行”的现象，更证明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难以胜任真正的学者的使命。在此情况下，重新认识学者的内涵及其崇高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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