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极大关注。作者以全新的视角，用实证性研究的方法，对中共创建的历史进行了一番解剖麻雀般的细致分析，使
创作此书的起因，石川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得明白，是源于他在1988年的一次现代史演习课上所犯的错误，他将“渊泉”当作了李大钊的笔名而遭质疑，“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石川先生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十分兴奋，以至在本书第一章第9页再次加以强调。
应该说，这个错误是由于当年的石川先生没有精研中共党史造成的。石川先生曾于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攻读近现代史，但他“对于中共党史却始终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次演习课上的报告，也并未十分重视，只是尽一次义务而已”，因此，石川先生便将“渊泉”误会成李大钊了。其实，中国学者并没将“渊泉”视为李大钊，在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和1984年版的《李大钊文集》中，有众多的李大钊笔名，但并没有“渊泉”；1987年至199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的丁晓强，其毕业论文《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2页上，就有“陈溥贤，字博山，笔名渊泉，福建人”一行字。将“渊泉”误作李大钊的，实际上是日本学者。藤田正典编的《现代中国人物别称总览》（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3月版）第311页，在李大钊名字后的一大堆笔名中，赫然列着“渊泉”。
面对别人的质疑，石川先生没有盲目地为自己的错误狡辩，而是认真地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调查，用自己的方法考证出“渊泉”是陈溥贤，并从此走上了深研中共成立史之路，最终成就了这部特色独具的专著。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一部长达38万字的党史学专著，但是读起来却让人兴味盎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书中所陈述的许多历史事实，和以往的党史读物大相径庭。在国内党史学界，有许多几成定论的主流观点，比如：“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等。几十年来，这些观点深深印在普通大众的头脑之中。但是，本书所描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线和进程，则提供了迥然不同的另一幅图景，极有说服力地重新考证了中共初创时期的众多人物和历史事件，对过去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论从史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本书最后所附的参考资料和文献部分长达83页，而附在各章后的小字号注释也有78页。所引资料涉及中、日、英、俄四种文字，对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的收集，可以说达到了“穷搜史料”的地步。例如：1920年8月，闻名遐迩的《新青年》杂志改刊，但其封面图案竟是取材于美国社会党的党徽，而理论来源则出自美国纽约的苏俄政府办事处主办的《苏维埃・俄罗斯》。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译自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也占了很大比重，封面设计也与英国伦敦刊行的英国共产党党刊《TheCommunist》极为相似。类似这样新挖掘的史料，在书中鳞次栉比，使人在阅读正文的同时，忍不住地想翻看文后的注释，每每为作者纵横几大洲寻找中共历史蛛丝马迹的治学态度所折服。
有关中共创建历史的作品，尤其是通史类型的，往往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开篇，有的还把历史镜头推得很远，本书则以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于中共一大之前在上海与李汉俊的晤面为开端，别开生面。在整部书的展开过程中，层层推演，悬念迭起，让读者满怀着“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样成立的？”这样的疑问，在言之凿凿的严密推理中，不知不觉便读完了整部作品。作者在悬念的设置、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可以说是匠心独具。
几十年来，中共创建史是海外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著述颇丰，对中共的创建过程也是见仁见智，众口不一。石川先生能够在种种不同的表述中，为我们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与众不同的、令人信服的中共成立史脉络，难能可贵。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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