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考证

在1984―1985年，国内学术界在李大钊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这主要见于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陈玉堂编《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著中。这样一来，五四运动前后“渊泉”的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被理所当然地当作李大钊的文章了，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混乱。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澄清和纠正，并未产生明显的不良后果。1987年杨纪元在《“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0期）一文中，根据陈溥贤（又名博生）的同时代人梁漱溟的回忆指出：“‘渊泉’姓陈，名博生，福建人，为《晨报》一负责人。”虽然杨纪元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但是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所以此后在李大钊研究中也就没有再发生误植现象，比如1989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续）》和《李大钊遗文补编》就没有收录署名“渊泉”的文章。此外，其他各界学者，也未受到这一错误的影响。比如，庄福龄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李其驹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均认为“渊泉”是陈溥贤。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认为“渊泉”是陈博生，只不过把他的笔名“渊泉”误认为是他的字而已。这个问题本来到此也就为止了，不料最近却又因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不慎，再次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关注。

石川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王捷译，田子渝校，载《文史哲》1993年第5期，又载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中，对“李大钊的思想与茅原华山、陈溥贤”这一问题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问题的研究上，他明显不够严谨，也不够实事求是。一则他对中国国内有关的研究状况没有进行认真了解，他或许没有看到杨纪元的文章，对中国国内已经澄清的问题，还在那里妄加评论；二则他明明知道庄福龄、李其驹等人的观点，却不愿意承认，居然强词夺理地认为，庄福龄、李其驹等认为“渊泉”是陈溥贤“有可能只系出版社的误植，或者笔者的笔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问题还不止于此。后来，这位学者又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中，明确地把“渊泉”是陈溥贤笔名的考证看作是他的重要贡献：“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于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我非常兴奋……”（上书，第409页）。读到这里，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知的地方，但石川的这种无知却是因为个人的狂妄，让中国学者不得不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

先是丁晓强在2006年7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一则考证》一文，对石川的自大表示不满，他说：“笔者认真阅读《晨报》副刊，断定‘渊泉’并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可以坦言，笔者关于陈溥贤的介绍早于石川先生的考证。”丁晓强还在文章中摘录了他完成于1990年5月的博士论文的有关内容。笔者读后，感到颇受启发，但又觉得意有未尽，故草成此文，希望就教于方家。

笔者认为，由于杨纪元没有在揭示“渊泉”即陈溥贤的基础上，对陈溥贤及他和李大钊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丁晓强和石川对陈溥贤的研究都是有益的，都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在“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研究上，同样存在的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忽视，则暴露了中日学术界也许都面临着浮躁的问题！关于日本学术界的浮躁，还可以举例。比如，日本学者认为李大钊接触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该是五四时期，他们还批评中国学者把这个时间提前到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事实上，通过刘民山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确认李大钊最早接触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时间不晚于1912年10月，这比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接触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还要早一些。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石川对中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肆意歪曲，说明他的学术品格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