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加速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又要避免一些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成了一个“两难”的课题。为了解开这一难题，有必要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城市体系”概念。
●一个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
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当华盛顿（政治中心），又要当纽约（金融中心），又要当底特律（汽车中心），又要当旧金山（科技中心），又要当洛杉矶（影视中心），那么，避免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目标就会遥遥无期了。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期，我国面临着加速人口城市化的机遇和挑战。
人口变动表现为三大形态，即生育、死亡、迁移。在人口变动的不同时期，这三者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在人口转变的起初（比如中国的20世纪50―60年代），人口态势主要以死亡率的下降为转移，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比如中国的20世纪70―8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人口态势的主导因素。而当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已经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时，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就必然会走向人口舞台的中央，从而在决定人口态势的全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尽管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人们仍然对它的出现始料不及，并往往冠之为“盲流”。但“盲流”不盲，人口流动表现出自身强烈的规律性，只是人们的认识往往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而已。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10％以上，达1.4亿！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证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与千百年来的“乡土社会”彻底告别的根本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而且也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之强烈，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之深远，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然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情况，甚至面对着流动人口的汹涌到来而不知所措，这也是难免的。但事态的发展使人们不能不认识到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实在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现象，并成为主导我国的人口态势走向的决定性标志。离开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作出中肯的分析。比如，随着人口流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这就出现了虽然农村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但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却也比城市高的情况。2000年与1982年相比，全国市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54％提高到6.42％，提高了1.88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从5.00％提高到7.50％，提高了2.50个百分点，呈现出农村老年人口的比例升高快于市镇的状况。
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发展必然使得中国最终告别二元结构的时代，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不是高度城市化的，也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高度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向来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0年的36％，年均增长达1个百分点，在不到20年中提高了1倍。但即便如此，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仍十分落后，不仅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5％）的一半，也在世界、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换言之，发达国家中每4人就有3人居住在城市，而我国每3人中才有1人居住在城里。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一点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加速城市化进程成为人们的共识。
近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从2000年的36％上升到2004年的42％。全面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对于我国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低城市化的国家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许多地方把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作为加速城市化的切入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人们发现，即便获得了城市户口，也并没有真正变成“城里人”，特别是医疗和养老往往得不到保障；相反，却会失去“农业户”的种种好处，特别是耕地和宅地。与此同时，迅猛而来的迁入人口却使城市管理者，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管理者忧心忡忡，有苦难言，不得不举起“人口承载力”、“适度人口”或“人口容量”的大旗来作为阻挡进城人潮的盾牌。也有许多建言者设想种种“堵”的办法，设置障碍或门槛，来控制人口的流入。但这种策略并不成功。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城市如果规模过大，无论如何治理，都是一个不佳的前景。因此，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确立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的目标，无疑是合理的战略抉择。由于广大城市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得很低，人口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因此，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由于人口迁入造成的人口增长。但目前对此问题的考虑仍局限在“就城市讨论城市”，这恐怕永远也消除不了城市人口增长的压力和人口膨胀的趋势。
既要加速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又要避免一些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成了一个“两难”的课题。为了解开这一难题，有必要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城市体系”概念。即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只从单个城市的发展来考虑，而要从一个“城市体系”的角度来考虑，确定每个城市在“体系”中的定位，从而确立每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城市体系”的发展规律是，在一个不发达的社会，所有的城市都很小，城市间差异不大；在一个社会的发展之中，会出现其中个别城市增长过快过大，而其他城市滞后的情况，城市间的差异变大；而当一个社会高度发展时，出现城市间均衡发展的局面，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各展其长，形成一个布局有序、健康发展的“城市体系”格局。
试以北京为例。多年来北京市的人口迁入的多，迁出的少，净迁移率（迁入率减迁出率之差）不仅位于各省市自治区榜首，而且是全国唯一达到两位数的地区。根据公安部的统计，北京市2004年的迁入率为18.35‰，迁出率为6.06‰，总迁移率为24.41‰，净迁移率为12.29‰。
为什么人们都希望到北京来？一方面说明北京的机会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他城市的机会少。这就说明，要减少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出路之一是要使其他城市的机会多起来。其他城市发展了，北京的压力就会减少。北京要跳出“就北京考虑北京”的框框，要确立扶助和鼓励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增强对周边地区（包括郊区）的辐射力。事实上，北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表现在近年来特别重视郊区的发展和新城的开发，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北京发展中城区和郊区之间“落差”很大的状况，也在考虑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但是应该说，这一切都还在起步之中。无论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步骤，都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再具体地说，北京这些年来的人口迁入压力大，与河北（华北地区）的发展相当迟缓不无关系。河北省2003年的净迁移率仅为0.89‰，而2004年更降为-0.04‰，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属倒数之列（天津作为身居华北的直辖市2001年的净迁移率一度竟为-0.94‰）。对北京来讲，要减缓人口增长压力，就要特别重视周边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河北的城市发展。要把推动河北的城市发展看作是解决北京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要确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思路，在城市功能、产业结构、行业布局等方面，把北京的发展和周边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要明确，帮助和支持北京周边城市的发展，就是帮助和支持自身的发展，要把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的辐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推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如果河北省的城市在今后若干年中能得到长足的发展，那无疑能为缓解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作出贡献。
一个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当华盛顿（政治中心），又要当纽约（金融中心），又要当底特律（汽车中心），又要当旧金山（科技中心），又要当洛杉矶（影视中心），那么，避免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目标就会遥遥无期了。可以相信，认识和遵循城市化的自身规律，走建立布局有序的“城市体系”的道路，我们必定能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快速而健康的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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