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效率优先的本质是发展第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错。
众所周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我们党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针对着我国收入分配上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痼疾而提出的。它首先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冲破了以往生产关系中明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时顺应了亿万群众的民心民意，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社会的经济活力。这些都已经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并为世所公认。
今天，即便从学理上分析，它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和分配之间关系的科学原理。这里的效率，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即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体现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属生产力范畴；这里的公平，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在产品分配上的关系，属生产关系范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任何时候哪怕是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都应该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既然如此，那当然应该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了。一个社会，如果不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必然会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好，就更不用说社会的公平了。
即使是所谓“灯塔经济”，也必须是效率优先。当你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时，如果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恐怕是提供不出也提供不好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再从全社会角度看，当效率即生产力水平，还未达到能向社会特别是穷人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时，“公平优先”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不能实现的口号。只有当效率具备时，才能提供出全社会都能共享的、从而体现着公平原则的公共产品，形成所谓“灯塔经济”。诚然，当社会后来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时，确实是把面向全社会、服务全社会的公平原则作为出发点优先考虑的。但是，这又是建立在社会已有的效率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已经在先的效率，又怎会有后来的“公平优先”呢？与此同理，我们党现在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原则指导下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为基础的。所以，它仍然是以效率优先为前提的，并没有否定效率优先的基本原则。
第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不意味否定效率优先，而是对“兼顾公平”原则的进一步完善。
我们知道，“兼顾公平”中的公平，是侧重从分配结果上考察的公平。按照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人们在收入分配的结果上差距不应过大，更不能出现两极分化。否则就不能体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从而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窒息社会经济活力，危及经济效率、危及社会稳定和安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效率极大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在分配的总体上兼顾了公平。在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时，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但也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确实拉大了。但我们不能把原因归之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它是由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我们都承认各人劳动能力的差别是“天赋特权”，从而允许产品分配上“多劳多得”和“少劳少得”的差别。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起点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平等机会、平等规则面前实际把握和实际结果的不平等。有人能凭借高素质的劳动力谋得高收入的职业，有人付出了艰苦劳动却只得低微报酬。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加之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地区、行业、不同群体之间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违反平等竞争规则的垄断行为、对行政权力的滥用、蓄意的违法违规行为等等，必然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这些都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在提出促进社会和谐目标的同时，强调立足科学发展，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而科学发展就是要讲效率。否定了效率，何来发展？
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为促进社会和谐而提出的，也是对“兼顾公平”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与兼顾公平相比，它超出了分配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领域。要求“更加注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把公平正义列为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实现条件。其内容已不局限于分配结果的公平，还包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二是更加强调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这就涉及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就业制度的完善、教育事业的发展、健全收入分配规则、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工资管理体制等等方面。三是在分配结果上要求加大调节力度、强化监管，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四是强调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上内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确实是对兼顾公平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同时又丝毫不构成对效率优先原则的排斥和否定。而且已如前述，这些措施仍然是要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来实现的。（作者系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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