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日，在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测试站全体指战员高举旗帜，阔步前进。海晗摄
今晚,戈壁滩的风能把人的心刮得悬空起来。实在睡不着,那么多张年轻的脸庞
总在眼前浮现。
这几天,我们认识了一群共和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平均年龄只有29.8岁,他们都在一个地方,都在做着一件事,已经用了一年、五年、十年的青春岁月,未来也许还要用一辈子的人生付出。
但是,我们敢说,这群年轻人却是全中国最可爱的年轻人。
那个地方,很小――祖国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荒漠;
那件事,很大――那是共和国神圣的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
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英雄的航天发射部队――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采访手记
(一)
我必须“模仿”一段作家魏巍的文字,因为我的笔没有能力表达那种情绪――
在发射中心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共和国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9月5日(摘自记者日记)
“两队蚂蚁在地上交叉行进,每只蚂蚁都拖着一小块食物,嘿,奇怪,它们互相之间居然互不干扰,我蹲在地上突然就灵感一现:如果处理数据包信息时也像蚂蚁那样,先分解为单个的信息元进行传输,之后再整合、打包,那么关键数据包信息丢失的问题不就能解决了吗。”
回忆起1995年分配到站不久,承担“载人航天指挥监控系统”研发项目的故事时,35岁的毛永军绘声绘色像个孩子。那天,关键数据包信息丢失的问题已经使研发处于停顿,傍晚时分,头昏脑涨的毛永军和几个同事郁闷地在办公楼后的园子散步,意外地“遇到”了两队“蚂蚁老师”,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的思路如泉而涌。
“那天直干到凌晨两点多,我们一群年轻人说笑着摸黑往宿舍走;可能是太兴奋了,半路一个同事一脚踩空,咕咚一声滚到树沟里去了。说实话,虽然是茫茫戈壁,但那种干事业的激情会吸引住每一个选择到这儿的年轻人。”
“载人航天指挥监控系统”是发射场的“神经中枢”,全世界具备卫星发射能力的就那么几个国家,人家美国、俄罗斯、欧空局的都处于严格保密状态,这项核心技术如果自己不掌握,关键时刻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任务进程。从1995年开始,毛永军――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技术系信息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帮同是出身大学校园的战友,闷头干了3年,硬是将集指挥控制、网络通讯、辅助决策、信息显示等自主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我国新一代载人航天指挥监控系统拿出了手,发射场的指挥控制技术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听说毛永军的妻子这段时间来探亲,记者忍不住想去当回“电灯泡”。傍晚,沐浴在夕阳余辉中的东风航天城静谧、安详。从住处出来,顺着东风路向西,走不远到一个丁字路口往南,打听发测站“光棍楼”在哪儿,路人一指:就那儿,0223号楼。
如今已担任发测站四室主任的毛永军和妻子羊芳玲,就住在“光棍楼”最东单元一间约15平方米的小屋内,这也是毛永军平时的住处。“光棍楼”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单身公寓”,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平时毛永军也被“光荣地”安排进来。
屋里临时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了一张大床,整洁的床单,床头一个可爱的猩猩毛绒玩具,表明最近这屋里不缺女主人。墙头挂着一付网球拍,据说12年前曾陪伴着初出茅庐的主人“仗剑走天涯”。
毛永军,羊芳玲:湖北襄樊人,高中时“互相倾慕、私定终身”,毛永军选择到戈壁滩后,羊芳玲依然“痴情不改”,两人1998年1月结婚,同年12月,女儿毛雪婷出世,今年8岁,读小学三年级,三口之家,虽分为两拨,却幸福无比。
这段记录之所以过于简略,是因为记者不忍去描述9年的两地分居,给羊芳玲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所带来的艰辛、眼泪和对丈夫无尽的思念――
“我在襄樊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每周要上一次夜班,没办法只好偷偷把孩子带到医院过夜,有一年夏天孩子不知道被什么蚊虫叮咬后,全身都出湿疹,孩子痒用手抓,破了流水就又感染一大片。白天我交待孩子不要用手抓,晚上就只能把孩子两个手和自己的手绑在一起,这样孩子一动我就醒了。就这样一年多后女儿的湿疹才算痊愈。”
“永军的二哥1992年病故,留下一个遗腹子,一直是我们给生活费,由他父母在老家照顾。2000年永军的父亲病逝,我婆婆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现在孩子上初中了,我和永军一商量,就把婆婆和侄子接过来一起住了,婆婆已经72岁了,需要我来照顾。”
“我们住在襄阳,医院在樊城,离得很远,我每天上下班都要骑车过汉江大桥。孩子上小学了,学校在襄阳,小学每天按时开门,不让学生提前进,可是我上班的时间点比孩子上学的点要稍早,下班比孩子的点晚,我就每天骑车把孩子放在校门口,告诉孩子在门口等着开门,自己再赶往医院。孩子放学后自己在操场边的石凳子上做作业,等着妈妈下班接回家。有一年初冬的傍晚下第一场雪,我下班晚了,等我紧赶慢赶骑到学校接孩子时,可怜的孩子站在雪地里,冻得已经成了个小雪人……”
夜深了,小两口送记者出来。“咱这楼里,像我这样有老婆的‘光棍’有20多个呢。”毛永军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让记者永远记住了英雄航天城里这栋编号为“0223”的普通宿舍楼。
(二)
下午,面对东风航天城电视台记者的摄像镜头,我只说了一句话:“也许我的笔写不出所有的感动,但是内心的那种敬佩我将珍藏一生。”
想到那些年轻人,太多的话我没有资格说。
――9月6日(摘自记者日记)
“咚咚”,门外传来两声轻轻的敲门声。一定是王新峰!记者迫不及待去开门。从发测站提供的众多采访名单中,记者一眼就“喜欢”上了他,不全因他是目前为止发测站唯一来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还由于他的年龄:1979年出生,比记者整整小一轮,2004年7月来到这茫茫戈壁滩时,才25岁啊!
门打开,一身戎装、肩扛一杠三星的一位帅气年轻军人站在记者面前。“啪”,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是王新峰!”弄得记者“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让进屋里。
落座、脱帽,灯光下,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还是流露出一丝稚气。看着他略显瘦弱的肩膀,一股对自己弟弟的疼爱之情不觉从心底缓缓流出……
“平时能吃饱吗?”
傻问题把小伙子也给逗乐了:“现在部队可不比当年了,吃得很饱、很好!”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怎么选择到这儿工作呢?”
“我学的是工程力学中的流体力学专业。2003年10月15日上午,我和同学们全围在学校宿舍的电视机前观看神舟5号飞船的发射实况转播;当看到咱们自己的飞船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时,我们兴奋得嗓子都喊哑了。那时我就暗自想,如果我也能加入那支航天队伍该多好。”
“当知道这儿的具体情况后,后悔过吗?”
“2004年3月我研三了,当时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很多,我注意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展区,宣传海报上是夕阳下的发射塔架,可壮观了,可能是被那种美所吸引吧,我就投下了一份自己的求职简历。后来,得知发射中心在茫茫的西北戈壁,而且还要到部队时,我犹豫了近两个月。说心里话,我不是怕偏远,也不怕工作辛苦,而是担心自己不能适应部队严格的管理制度。虽然当时还可以选择在北京的一些航天单位,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这里,因为这儿才是神舟真正腾飞的地方,才是中国卫星发射真正的中心。”
前一天,发测站站长郭保新专门告诉记者,王新峰现在已经是发测站三室的工程师,岗位是加注系统信号台,负责向其他系统转发火箭推进剂加注情况,为火箭的安全发射和卫星飞船的准确入轨提供着重要保证。现如今,发测站科技创新的风气特别浓,他手头还负责着一项名为“火箭加注模型化测量系统”的科研课题,责任可大了。看得出,小伙子是站长的一员爱将。
“父母支持你来这儿吗?听说为了参加神舟六号发射,你还放弃了回清华读博的机会,多可惜啊!”
“我的老家在湖北黄冈英山县农村,父母都是种地的,辛辛苦苦供我和哥哥上学,就想有朝一日能上北京逛逛,所以特别希望我留在北京。当他们得知我的想法时,当时很不理解。工作两年了,这个愿望我至今没能帮他们实现。他们老了,哥哥在广东打工,为了孝敬他们,工资我都省着花,两年里总共寄回家三万多块钱了。你们可能体会不到这儿的工作氛围,就像物理中的一个场,进来后自然会被强烈地吸引住,不信你试试!清华多了个博士,跟这儿多了个王新峰相比,可不一样。”
“有女朋友了吗?”
小伙子一听红了脸,停了一会还是说了:“两个月前同学给介绍了一个,在天津工作呢,是个大学本科毕业生。”
“到时两地分居咋办?她愿意吗?”
小伙子脸更红了:“还刚处呢,不过我问过她,她说愿意。”
记者已经开始欣赏眼前这位27岁的上尉军官。那位善良的天津姑娘,如果你能看到这篇报道,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你的选择没有错!
(三)
夕阳西下,和几位同行走在采访回来的一条小路上,被好多只蚊子围着进攻。“啪”,一巴掌拍在后脖颈上,消灭一只。没曾想更激起了后来者的猖狂,好几只甚至直接俯冲过来,死叮住不放,哪怕明知即来的牺牲。
有同行戏语:连东风城的蚊子也和别地的不同,颇受“载人航天精神”的熏陶,战斗起来不要命。――9月8日(摘自记者日记)
1997年,合肥工业大学举办的人才交流会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高利琴递上的简历时,咧着嘴乐开了花。高利琴如今想起那情景也想笑,因为后来有人告诉她,那时中心女同志少,大龄青年多,见来了个“送”上门的女大学生,人事干部能不高兴?
高利琴却为此赌了口气:我一定要让别人刮目相看,我不是为解决大龄青年问题来的!
学精密仪器专业的她被分到了五室,从事火箭测试发射工作,定位在瞄准岗位。跟打枪一样,火箭瞄准就是调整制导系统惯性器件的方位敏感轴,使之与射向重合。据说,如果火箭射程是400公里,那么1″的瞄准误差将导致2米的偏差,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见这个工作需要特别认真、细心。
但是,瞄准这活又经常有吃力不讨好的感觉,若落点好,大家就会觉得这枚火箭“惯组”不错;如果落点偏差很大,就会被怀疑瞄准瞄得不好。“中心的冬天气温一般都是摄氏零下20多度,真是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啊。发射阵地风速大,瞄准点处没有任何挡风设施,手冻得不听使唤,一碰设备就觉得疼,工作时口中呼出的空气马上会在设备上结霜,操作时需要屏住呼吸;到了夏天,阵地地表温度能到近60℃,穿着胶鞋的脚踩在地上都觉得发烫。发射任务的流程一般都在3个多小时以上,那滋味,确实难熬。”
说归说,工作近10年的高利琴,至今没有一次“瞄得不准”,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了。2005年6月,执行某火箭发射试验任务的她担任了瞄准指挥,那次试验非常特殊,必须零窗口发射,并且要求瞄准系统把滚动偏差角控制在1′之内,这些都是过去任务中不曾遇到的,对瞄准的要求空前严格。高利琴和战友顶着烈日,对有可能进行第二次转弹的方向、角度等作了详细的计算,充分的准备最终保证了火箭在最后的发射中一次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发誓“不为解决大龄青年问题而来”的高利琴,后来却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中心的青年军官王强,如今,他们可爱的女儿王博雅已经6岁了。
说到女儿,高利琴总觉得内疚:“女儿四五个月的时候,正赶上某任务进场,瞄准人手不够,我就提前结束产假上班了。孩子还没有断奶,又不吃辅食,每天下班回家,孩子饿得一看到我就往我怀里钻。任务中加班加点是常事,尤其发射是在离住地30多公里的发射场进行,工作流程长,在阵地一呆就是八九个小时,有时甚至一天都不能回家,我妈说孩子在家饿得一直哭,没办法只能喂点米汤,而我在场地休息的时候,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把奶水挤掉。”
即将离开基地的一天晚上,记者来到高利琴略显简陋的家,小夫妻俩看着满屋欢蹦乱跳的女儿,和记者聊起了他们当年结婚时的情景。
“那时因为任务紧,没有举行婚礼,更没有度什么蜜月,就领了一张结婚证,给大伙买了几包喜糖,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我们单位一位老同志就对我说:小高,不要难过。你可以把即将发射的火箭,看做是你新婚的礼炮,可以把这里的蓝天白云,当做是你的婚纱。我们这里是全国瞩目的焦点,全国人民都是你的证婚人!”
说到这,小高趴在王强的背上乐得笑出了声。记者的眼睛却湿润了……
后记北京东风路南侧,有一个篮球场,每天傍晚饭后散步,总喜欢站在路边看一大群年轻人在那儿打球。小伙子们穿一身火红的运动服,像一团团火焰在场上跳跃。看着看着,恍惚中,他们都变成了我们这几天刚认识的那群年轻人,可不是吗――田林、周晓明、毛永军、王洪志、李伟、王新峰……我们知道,从此,我们的心中将再也不会抹去他们的名字,那些将火红的青春献给共和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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