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近几年来的诗歌写作，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点”便是“人性化写作”倾向的出现。所谓的“人性化写作”这个诗学概念，必须置放于当下诗歌语
当下的“人性化写作”在取材方面体现出明显的日常性和当下性，显示出对人的日常生存境遇的普遍重视。这一特点在于坚、韩东、伊沙、侯马、徐江、中岛、杨克等一批被指认为“民间”诗人的诗歌写作中表现得很突出，而在臧棣、孙文波、张曙光、西渡、桑克、王家新、西川等一批被指认为“知识分子”诗人的诗歌写作中也比较明显，从中可见出“知识分子”诗人写作趣味上的转变或“自我调整”，他们开始由超越性、抽象性的“题材癖好”向日常性、当下性的题材选择“倾斜”。这是颇具说服力的。至于那些既不属于“民间写作”也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更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倾向于“人性化写作”。从诗歌精神的价值取向来看，“人性化写作”既不认同抽空生命丰富性的“神性写作”，更拒绝认同以追求生命中一切形而下体验为目标的“身体写作”，而是力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微妙的综合性平衡。生命体验的真切、深沉、丰富与复杂是衡量“人性化写作”的精神尺度，心灵与灵魂的震撼是鉴别“人性化写作”境界高低的艺术法则。杨晓民的《诗人》、韩作荣的《喊叫》、李瑛的《一只死去的藏羚羊》、马莉的《用语言杀伤自己》、田禾的《父亲的咳嗽》、刘希全的《轻轻地喊你》等诗作堪称“人性化写作”的典型文本。
“人性化写作”在语言形式上也有自己相应的艺术表征，它除了惯常采用一些直觉色彩的意象外，还对于口语的运用表现出较大程度上的“艺术偏爱”。在以前对口语比较普遍地持排斥与轻视态度的“知识分子”诗人那里，对口语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写作现象，这与口语能够直接有效地传达日常经验的语言功能有内在联系。比如，被视为“知识分子”年轻一代诗人代表之一的胡续冬，对于口语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甚至经常采用四川方言来进行写作。当然，“人性化写作”决不等同或者必然导致“口语写作”，纯粹的“口语写作”如同纯粹的“身体写作”一样，其结果反而会走向“人性化写作”的反面，因为前两者缺乏超越性的艺术成分和精神因素。从创作实际来看，“人性化写作”对口语的运用常常会根据艺术效果来进行选择和安排。
“智性抒情”写作风格的“大规模”出现可以看作近几年诗歌写作中另一个新的“增长点”。除了持“口语写作”立场的诗人外，持“书面语写作”以及“复合型写作”（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立场的诗人都在自己的诗歌文本中程度不同地追求那种“智性抒情”的美学效果。所谓的“智性抒情”是指诗人在诗歌写作的展开过程中注重理智与情感互渗交融的状态。此种写作风格在当下的出现与渐成气候，体现了当代汉语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它是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写作中“抒情”的主导性倾向与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中“求智”（“主智”）的主导性倾向的“双重”反拨，符合人们对“抒情”与“智性”同时渴望的审美阅读需求。
“智性抒情”的写作风格并不意味着“智性”与“情感”的“平均”分配，而往往根据具体诗人的个性气质而有所偏重，比如在西川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文本中，“智性”成分通常要多于“抒情”成分，而在黑大春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文本中，“抒情成分”通常要多于“智性成分”。一般说来，男性诗人侧重于“智性抒情”中“智性”的揭示，女性诗人则侧重于“智性抒情”中的“抒情”表现，比如臧棣、王家新、沈苇、梁平、谭克修、莫非、树才、高凯、刘立云、唐诗、北塔、姚辉、杨矿、姚江平、老巢、发星、周瑟瑟、吴海歌等男性诗人的诗歌文本，其理性色彩和智性成分整体程度上明显要浓于王小妮、翟永明、蓝蓝、代薇、娜夜等女性诗人的“同类”诗歌文本。另外，同一个诗人在不同写作阶段其“智性抒情”也会发生阶段性的结构变化。比如，张执浩在20世纪末写下的《一张清单》中“抒情”压过“智性”，而在21世纪初写下的《寻找调门的人》中“智性”则胜过“抒情”，使“智性抒情”的诗歌风格呈现出内在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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