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无论是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性”，还是贝克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乃至齐格蒙特・鲍曼对后现代性的预言，都振聋发聩地对现代性加
那么，究竟何为“现代性”？在总体上可以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状况与文化精神。对此，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状况，它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同质、僵化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是祛蒙昧性与祛传统性的生活境况。其二，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摒弃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
具体说来，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与精神状况中，人们将在经济上运用科学技术打破和超越简单、机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物质生活富足，提升生存发展能力；在政治上祛除专制、人治统治，以法理契约保障个体成员的自由、平等不受侵害；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摆脱超自然的蒙昧观念对人类头脑的禁锢，倡导和推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想。概言之，现代性就是包含经济富足、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在内的，指向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进步与秩序的理想化社会状况及贯穿其中的理性精神、价值追求和伦理承诺。我们认为，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是现代性的核心，或曰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
二
但是，“现代性”概念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学术界对其界定、解释、探讨和论争也大多立足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就决定了对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面临学术话语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契合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实体概念，现代性基于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同日而语。虽然如此，作为方法论工具，“现代性”可以说明和解释其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
在我们看来，虽然在历史分期上，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欧风美雨敲开之后，中国已经开始现代性建构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标志性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这主要是科技意义上的；有拯救民族危机、变革图存的维新变法和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这主要是政治（制度）维度上的；而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加上“打倒孔家店”、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早期文化探索。从魏源到康有为，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海国图志》到“公车上书”，从《孙文学说》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正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现代性孜孜求索的表现。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性工程被革命和战争的炮火所掩盖，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性工程建构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引起国际瞩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口号和政策及其实践成果见证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伟大成就。
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游戏之争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性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位宇航员升入太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再传佳讯。这意味着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的高新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发展科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同时也是现代性在中国展开与扩延的过程。“神舟一号”、“神舟二号”，到今天的“神舟六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成就可见一斑。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刚刚冲出闸口的洪流，正在奋力向前奔涌。
然而，现代性的展开并没有像其原初所承诺的那样“使人类社会更加美好”，而是一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具体说来，现代性由最初的“元现代性”分化为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两股潮流，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追求理性对自然的胜利，将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推向极致。后者则关注人的心灵与社会价值，关心人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义、实现生命价值，探求人如何实现自由与终极解放。但二者并非均衡发展，科学现代性逐渐占据上风。受此影响，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观念旋即被发达国家推向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种理性进步路线的影响甚至钳制，中国亦莫能外。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工具理性在驱动现代性片面地发展，即科学的单一维度掩盖着社会价值与个人自由的诉求，现代性“洪流”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因此，中国应早日反思现代性，预防、阻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扩张和蔓延。
三
当现代性在科学技术领域阔步前行之时，我们却听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我选择，我喜欢”、“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成为当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谈资。诸如丰胸肥臀的广告，用身体写作的美女，极富个性化的时尚用语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陌生形象。在现代性尚显稚嫩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状况”的后现代性悄悄来到了。
与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至少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一种历史状况，它在现代性发展较为发达时产生，但又与前者明显不同。如果说现代性工程主要涉及到综合或普遍共识的达成问题，那么在后现代的阵营中，它首先便是多元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是持续的差异，而不是综合。其二是代表一种文化观念，其主要特点在于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解构并对现代性的后果与副作用付诸深刻反思。在我们看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不是严格的时间意义上的前后延续，而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和社会特征的概括与表达，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替代，二者可以并存共生。
然而，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我们发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生是一种矛盾共生。之所以用“矛盾共生”而非“矛盾共存”，旨在对“现在时”与“现在进行时”加以区分。所谓“共存”是表达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而“共生”则暗含着在并存的同时有生长、发展的趋势。
这种矛盾共生是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起点上，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外发型而非内生型的现代化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中国的后现代性也不是继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后浮出水面的，而是扮演“早产儿”的角色与现代性同时并存。加上全球化浪潮日猛、西风东渐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性的黑手悄悄伸入中国现代性的衣襟，中国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局面。“神舟家族”昭示中国现代性出现一个高潮，“大话西游”、“木子美”、“超女”等现象则敲响了后现代性之钟，而广大农村还在通往现代性之路的起点上艰难地蹒跚。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尚未成熟并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建构，而后现代性却在大众消费、思想文化和娱乐休闲等领域悄然而兴，并与现代性的“副作用”掺杂在一起。换言之，在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舞台上后现代性已捷足先登。现代性尚不充分但“副作用”却不断表露，后现代性多元异质但未免混乱驳杂，所有这些警示和告诫我们唯有以工具理性为轮，以价值理性为翅，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相互交融，彼此互补，才能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这也说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诸种问题的讨论本身也许无关宏旨，为减少中国在现代性工程建构中所支付的高昂代价而付诸理性的思考与切实的行动才是当务之急。（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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