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伟从宏观角度，贯通式但又简明地阐述了佛、道
以上观点预示了西游故事演变研究的未来走向，如：原生取经故事的研究，《取经诗话》研究，宋元明戏剧和平话中的取经故事研究，佛、道教斗争与汇融对取经故事影响研究等，都将成为今后成书研究的重要议题。
万晴川利用明代宝卷的有关材料和《西游记》相互印证，认为《西游记》的情节描写和结构方式等，都受到了民间秘密宗教的影响。郭健认为，《西游记》中的佛教并非真正的佛教，而是道教内丹学意义上的佛教。
徐乃为认为，“成功意识”是人类的本质共性，孙悟空形象是底层百姓成功意识的化身，作品的主旨表现了“底层百姓的成功观”。魏崇新认为，《西游记》中的性别母题如劫妇母题、色诱母题等表现的也是男性中心思想，其中的女性形象，是基于男性的欲望与心理需求而制造的虚假的女性镜像。石麟认为，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放纵与收束的象征，同时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意味的崇高美的艺术典型。刘晓林借助对中医文化的探讨，认为作品塑造了孙悟空医国医人二圣手的不朽形象，使之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与丰富的美学意义。曹炳建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
杨俊介绍了近两年在吴承恩研究中重新考察金陵世德堂、句容茅山“华阳洞天”及浙江长兴等地的收获和体会。石钟扬梳理了吴承恩的《禹鼎志》所钟情的大禹神话，以及《玄怪录》、《酉阳杂俎》和《西游记》的关系，。邱江宁以电影《大话西游》为参照物，认为《西游记》中对于诸端差异的、对立的东西的“混而析之”的特征促使其对正面形象进行颠覆、对现实世界秩序与逻辑进行解构，正是当今“大话”因素的源头，观点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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