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81年10月6日的《文摘报》已经走过25年的历程。25年来，《文摘报》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绽放在中国报刊的百花园中。在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下，《文摘报》恪守“求新而不猎奇，求博而不芜杂，求精而不晦涩，求快而不粗糙”的宗旨，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热情服务读者，推进文明建设，受到
值《文摘报》创刊25周年之际，文摘报社举办了“我与《文摘报》”征文活动。此次活动得到读者的大力支持，来稿踊跃，热情洋溢。我们为作者的真情而感动，更会因读者的厚望而继续努力。今天，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的这些文章只是来稿中小小的一部分，以此表达《文摘报》与其主办单位光明日报社对读者与参与征文作者的深深谢意与崇高敬意!
季羡林教授为《文摘报》题词
启功教授为《文摘报》题词
千山万水 传递关爱
广西钦州 吴永棠
1998年9月11日，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一场意外车祸使我从一个健全的人变成了只能终生与病榻、轮椅为伴的残疾人。从这天起，站立行走只能是我永远的回忆。
我原是一国有企业的工程师，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庭、年轻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我的恐怖“9.11”（因车祸那天与2001年美国的“9.11”巧合，故我常戏谑为我的恐怖“9.11”）而彻底改变：事业功败垂成，家庭变故。身体的残疾和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我极度消沉、迷茫和绝望，治病的花费也使我的生活陷入窘境。囿于残疾造成的活动空间的局限，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和深思后，我选择了文学创作。由于没钱订阅书报学习而闭门造车，所以创作没什么进展。直到我认识了福州的康强老师――一位《文摘报》的老读者，并通过他认识了《文摘报》，我的文学创作才走上正轨。
从2005年3月起，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收到一沓从福州寄来的按期号排列、叠得整整齐齐的《文摘报》。每次收到报纸，我都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文摘报》不但是我进行文学创作、吸纳知识的重要源泉，还是我体会到关爱温暖、见证与一位老师忘年情谊的重要物证，同时也让我与《文摘报》结下不解之缘。给我寄报的人就是康强。
康强是福州第一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一位残疾人。在党的关怀和众多好心人的关爱下，他上了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毕业，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年近古稀，他还担任民间助疾组织――福建省同人助疾志愿者服务中心主任。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鼓励我多读多写，除不定期地给我寄来书籍外，还特别向我推荐了他所订的《文摘报》，并说他看完后会一期不少地转寄给我，供我进行创作学习。
康强老师是《文摘报》的老读者，坚持订阅了近20年。自从我接触《文摘报》，便印证了康强老师的话并非虚言，而且接触越多就越喜欢她。每次接到他寄来的《文摘报》，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剪开信封，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常常是草草地浏览一遍，选些精彩的内容先看，然后再一期一期细细研读――在一些重要或精彩的文字下，画满标记线，并将一些观点或数字摘录到笔记本上，以备写作之需。我喜欢写杂文和一些哲理性的散文随笔，所以，《文摘报》的“微型论坛”、“数字新闻”、“说法”、“作品屋”都是我的最爱。我的很多文章都是从《文摘报》上获得灵感的，包括引用的数字、观点。自从有了《文摘报》，我的发稿数量和文章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文章被报纸登在文艺副刊的头条上。2005年11月，在人民文学与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联合举办的“爱与和平”征文活动中，我的“感恩生活”获得了优秀奖。今年7月，我顺利地加入了钦州市作家协会。
从北京到福州，再到广西，辗转几千公里，跨越万水千山，一份《文摘报》，连接了康强老师与我的真挚情谊，也连接起我与《文摘报》的不解之缘，同时承载了一位老读者传递给我的关爱和期望。《文摘报》之于我的文学创作，犹如久旱逢甘霖，滋润着我落寞彷徨的心田。
她助我教学
湖南湘潭 熊宪书
上世纪80年代，我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资料室看到《文摘报》。它篇幅短小，内容精粹，能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情况、新观点。此后，我便定时去资料室借阅这份小报。每次费时不多，收获很大。我开始离不开这份报纸了。
1983年，我调整了自订报刊杂志的计划，削去了两份杂志，保留了《光明日报》等，并增订了《文摘报》。
从那时到我退休，《文摘报》一直是我的好老师、好“高参”。我尽管从教时间较长，但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并不轻松，因为这门课需要“与时俱进”。我的老本行是哲学教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校课程进行了频繁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建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课程相继设立，又时有调整。这些课，我都讲过。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使我感到原有的“老本”不够用，要时刻更新知识内容。好在《文摘报》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省时省力。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年代，理论界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文摘报》将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繁芜复杂的言论中，选取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的文章，以简练的文字，摘编成篇，以飨读者，于国有益，于民有功。我就是最受益的读者之一。我很重视《文摘报》摘编的理论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细心阅读，还将资料做成卡片，引进课堂，讲起课来饶有趣味。
1996年我退休了，《文摘报》还是我家首选报纸，不过作用有些变化，由原来最好的老师、教学的参谋，成为最好的朋友，接触更广泛了，相依相伴更亲切了。“健康之友”提高了我的保健水平，“人间万象”、“社会广角”、“环球博览”、“书苑撷英”等栏目的文章看个遍，有的看后，还现买现卖，编成谈话资料，用于启迪儿孙勤奋学习，争做好事，也算是“老有所为”吧！
走过25个春秋的《文摘报》，一直坚持正确导向，以“集腋成裘，酿花成蜜”的精神，采众报之所长，成一家之风格，引领读者遨游于书山报海之中。她以高雅纯正的格调，涤荡着污泥浊水，免去了我许多无谓的搜求;她以与时俱进、精益求精的内涵，滋养我即将老去的灵魂。
两件大事与你相关
黑龙江哈尔滨 王其年
从1985年起，我就自费订阅《文摘报》，并一直坚持至今。其间，我也曾买过多种报纸，但坚持自费订阅的，仅此一份;中间还搬了两次家，始终不忍丢弃。
说到我喜欢《文摘报》，可不光是为了消遣，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自不必说，靠着它的帮助，我还真“成就”了两件大事。
订阅《文摘报》之初，也是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统战部门工作的时候。一下子要面对统一战线各界的各种人士，如何谈话沟通就成了首要问题。幸亏有《文摘报》给我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使我与人们打交道时总能找到与之共同的话题。有了共同的语言，也就拉近了与工作对象的感情，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进而打通了工作的思路和渠道。渐渐地，我也能像老同志那样，力求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古今中外的事例，让党的统战政策深入人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的统战工作是落实政策。党的政策虽然是明确的，但长期积累的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纠缠在一起，众多上访者焦虑的情绪与有关单位某些人员思想观念局限的冲突，使问题的解决既费时费力，又要时刻提防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我虽然年轻，但工作起来却少有挫折，究其原因，除了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和真心实意地为上访者办实事外，靠的就是灵活的接访技巧，而这恰恰是我常年阅读《文摘报》、学习知识、积累经验的结果。《文摘报》集信息和知识于一体，兼前瞻与回顾为一身，融理论及实践共一炉，让我受益匪浅。
第二个“成就”是创作了几个相声段子。几年前，有感于科普和相声的现状，我萌发了写科普相声的念头。于是，凭着从小爱听相声的兴趣，借助常年阅读《文摘报》积累的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和健康养生等方面的知识（当然也还参考了其他一些报刊），我陆续撰写了《克隆人》、《飞天梦》、《你会吃饭吗》、《你喝什么水》、《吃药的学问》等九个相声段子。初稿写好，我拿给专家请教，他们无不惊讶地说：“你也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呀？”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因为有《文摘报》和她背后的千百个专家学者的强大支持。现在，我已退休，仍在学习研究《文摘报》上的各种科技新知识，准备再撰写一批新相声。我的目标是:有朝一日与相声演员合作,搞一台雅俗共赏的科普相声晚会，也不枉读了20多年的《文摘报》。如果真能成功的话，我首先要说：《文摘报》，谢谢你！
在打工的日子里
重庆丰都 李达元
1981年夏，我参加高考名落孙山，由于家里太穷，父母支付不起一笔不菲的复读费，我从此结束了10年寒窗生活。
喜欢读书看报的我，白天劳动下来虽然腰酸背痛，晚上却不想早早入睡，就跑四五里路去村长家里借阅报纸。一次，我在村长家里发现一张包了东西的报纸，信手拿起一看，是创刊不久的《文摘报》，我被上面丰富多彩的内容所迷住。村长笑着对我说：“小李，你喜欢就送给你。“我如获至宝，拿回家中，一口气连读三遍。时值11月，正是下一年订报时间，第二天我就专程到镇上邮政所订阅了1982年全年的《文摘报》，记得订报费还是从同学处借的。
《文摘报》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从此我有了盼头和奔头。可父母不依了，借口我浪费电而不准我晚上开灯看报。于是，我毅然决定外出打工。我很快在武汉市滠口镇一家红砖厂找到活儿干。遗憾的是，我看不到《文摘报》了，感到空落落的。红砖厂的活儿虽然又苦又累，但是我仍有充沛的精力。我不喜欢和工友们打牌“斗地主”，也不喜欢与他们出门去喝劣质的散装白酒，抑或是上大街看女人什么的，便一个人躺在工棚里，痴痴地望着棚顶出神。
一天，我去街上买生活用品，看到街边有个报刊亭，就径直走了过去。我在这儿与《文摘报》又意外相逢，不禁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份。夜里，我拿出《文摘报》认真阅读，报上的文章几乎每一篇我都喜欢。《文摘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走进了我的工余生活。由于经常光顾那家报刊亭，我与主人熟悉了，每一次去，不等我开口，他就会准确无误地取给我一份新出版的《文摘报》。报刊亭里各类报刊琳琅满目，有的不失图文并茂，但不知为什么，我惟对《文摘报》情有独钟。工人们见我如此迷恋读报，就戏称我是报痴，并选我当组长，为他们记工算账什么的。
在武汉市滠口镇红砖厂打工近两年里，我到那家报刊亭一期不落地买下了每一期《文摘报》。我把阅读过的《文摘报》收藏起来，并装订成册，回家时，把带不走的生活用品丢弃了，也舍不得丢弃两大本《文摘报》。
后来，我去广东打工，一去就是近20年。我在广东做过搬运工、船员、菜场工人、建筑工人等，辗转于珠江三角洲，但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不会忘记最先办的一件事是买上一份《文摘报》。我的行囊里被一张张《文摘报》塞得满满的，以致有人怀疑我是不是报贩或是拾荒者。
通过阅读《文摘报》，我开阔了视野，学到了知识，还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写稿投稿。迄今，我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逾100万字。2005年春，我被县级媒体招聘为编辑、记者，从而结束了我的打工生活。我和老婆、孩子由农村迁往城镇居住。就在办好房产手续的同时，我到邮政所破季订阅了《文摘报》。值得一提的是，我那念初中的儿子居然也喜欢阅读《文摘报》，每期报纸一到，就抢先拿到手，一睹为快。好在我的单位也订有《文摘报》，我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读者踊跃参加“我与《文摘报》”征文
我家的“三件宝”
河北沽源马骥
我和老伴都在十几年前退休了。刚退休时，不工作、不开会、不看文件了，好像与社会有了较大的距离，人也感到失落。家中虽有电视，但一闪而过，头脑愚钝，难留印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摊上买了张《文摘报》，细读后的确有“一报在手便知天下事”之感，回家便订了这份报纸，至今已9年。这份报纸对本人及全家人的思想、生活及身体等方面有重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家生活中的“三件宝”。这就是：观察社会的“老花镜”、思想上的“平衡器”、生活上的“治疗仪”。
为什么说它是观察社会的“老花镜”呢？生活在这个社会，又当过多年的党政干部，我养成了关心国内外大事的习惯。退休后，能看到的报刊少了，却有了《文摘报》。由于它摘自多家报刊上的文章，使我从广度和深度上，认识到了国内外的形势、成就和问题。有些文章，我看了多遍，见微知著，像带上“老花镜”一样。对原本模糊不清的事物看得更透彻、更深刻、更全面了。
说《文摘报》是我思想上的“平衡器”，这是我及家人的亲身体会。社会的变迁、地位的变动、家庭的波折，使我总在喜悦、困惑、怨恨、痛苦中徘徊。有时由于思想上的偏执，对许多人和事看不惯，甚至发牢骚、易生气。由于《文摘报》文源广、信息多、广告少，所摘文章又贴近生活、短小精悍，我知
道了过去许多不知道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事。从一些已经出台或即将出台的法律、政策及群众呼声中，又看到了国家及世界的前途和方向。联系自己身边的事，不断纠正着我的守旧与偏激。情绪少了，看问题会变换角度，也就更客观、更心平气和了。由于老伴及子女也看这张报，对于缩小“代沟”、搞好事业、解决矛盾也有重大影响。
人老了，难免被疾病困扰。保持身体基本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力求幸福地度过“夕阳红”应是第一要务。《文摘报》就有“治疗仪”的作用。读读“健康之友”等栏目，我们对长寿经验、保健知识、医药常识、饮食疗法、心理健康诸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大病看医生外，对一般小病、常见病进行自我调理，许多时候还真有效。这对于病的防重于治、有病早治等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家的“金不换”
江西鄱阳张久红
“我家有个宝，名曰《文摘报》，订阅二十五春，一期也不少。”这是我家订阅、学读、收藏《文摘报》25年来风雨不动的宗旨。
25年前的秋天，我从报上得悉《文摘报》将于1981年10月6日创刊的消息，即到邮局办理了订阅手续。
我清楚地记得，《文摘报》一经面世，即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好评，一时有洛阳纸贵之说，以致有些报纸收藏者至今还在千方百计地收集《文摘报》创刊号、早期出版的《文摘报》。
在我家，上好的衣箱，并非装上好的衣料，而是收藏《文摘报》。我们知道，家庭收藏报刊并非易事，为此我们特地上本地的档案馆，向内行请教合订保存报刊的有关知识。由于我家的《文摘报》收藏齐备，且前几年的《文摘报》还配有《文摘报》社赠送的索引，因此，有关方面还来我们家借阅《文摘报》，以求证资料的翔实，亲朋好友也有来借读的。为此，我们还郑重地在自家存报的房门上放一镜框，内嵌“借不过夜”四字。
人借总有时，天灾实难防。1998年夏，江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许多城乡都为洪水所淹，我家也为洪水所困。为了不使多年收藏的《文摘报》毁于洪灾，我家首先转移的就是这两只装有《文摘报》的木箱。记得即日搬箱上船的民工打趣地对我说：“你家真有钱，箱子这么沉。”
3年之后，也就是《文摘报》创刊20周年之际，这位民工的一句话，还真的引来一位“财神爷”进了我家的门。来人自称是民间博物馆收藏者，衣着讲究，谈吐不凡，手里提着箱子。来人说是钞票箱，打算收购我家的《文摘报》，出价3万元。我们自然是婉拒，可来人却泡劲儿十足。他知道我们是下岗职工，家有子女考大学，因此百般摇舌，千般指点，横竖要我们“见钱眼开”。
我那读高三的儿子见此情景，玩了一把幽默。他抓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很恭敬地递给来人。来人先是一阵窃喜，后看了字条，摸着后脑勺问：“这是何意？”我接过一看，这才明白，儿子写的是：“贝多芬只有一个，伯爵并不少见。”
当然，明话还是由我来说：《文摘报》我们家仅此一套，3万元我们也能挣得到！
终于回到了教师队伍
山东即墨章梦周
1937年大学毕业后，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工作。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经一年的隔离审查，地区肃反办公室于1956年9月20日给我作了“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不予任何处分”的结论，让我回校任教。岂料不久之后的一场政治风暴，使我又以同样问题跌入谷底。从此，我丧失了政治生命，生活也陷入绝境。
好不容易盼来了“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眼看着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一个个得以平反，回到了工作岗位，接着“四类分子”也摘了帽，可我的问题虽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却石沉大海。
1980年，各中学纷纷恢复英语课程，而师资青黄不接，一时难觅，于是曾经读过英语的我，被爱人所在的中学以民办教师身份聘为英语教师。这对我当时的处境来说不啻是绝处逢生，喜从天降。我想，既然有幸重执教鞭，也可在沮丧之余，聊以自慰，再也不愿重走上访路了。
正在此时，《文摘报》问世。她所刊登的有关纠正冤假错案的报道，又使我萌生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勇气和信心:连头号肃反对象胡风都平反了，难道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的问题，还能永远得不到解决吗？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向有关部门申诉。1982年3月20日，即墨县人事局终于通知我：恢复工作，恢复原工资级别，工龄连续计算。我因年龄过高（68岁），到教育局办理了退休手续。
从此，我告别了20多年的坎坷岁月，又回到人民教师的行列，家庭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儿女们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走上领导岗位。1990至1991年，我家先后被评为即墨市和山东省优秀教育世家;1995年，我和老伴被评为即墨市十佳金婚伴侣;2005年，我被评为即墨市首届健康老人。这一切荣誉和幸福的到来，首先得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的英明正确，同时也得感谢《文摘报》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是她刊登的每一篇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使我在心灰意冷、得过且过、几近放弃的节骨眼儿上，重又燃起了信心和勇气。
学业之友
广东广州周运源
我与《文摘报》谋面是导师引见的，那是1983年的深秋。当时，我考上广州暨南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不久，导师陈肇斌教授在授课时，专门把光明日报社出版的《文摘报》引入我们选读的参考文献之列。导师一再推荐说，他认为《文摘报》是所有文摘类报中最有参考价值的报刊之一。尤其是有关经济学理论的热点问题，《文摘报》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索引，使我们在深入具体的研究中有了明确的导向。此后，《文摘报》成为我们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重要的参考报刊之一，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本人涉足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路标（当然，导师的引导是不可否认的）。
记得在1984年前后，我国经济理论界集中讨论的热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及在哪些方面发生作用等问题。当时，《文摘报》也曾经多次摘录这方面讨论的动态、文章。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要想参与这些重要问题的研讨，必须了解讨论状况。作为青年学生，切不可一时心血来潮，而必须首先学习和了解甚至反复思考其中的内容，以及这些命题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作为今后学习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以《文摘报》上有关上述命题研讨的索引为根据，收集了近两年来各主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章，并进行归纳、整理和提升，形成3000多字的综述，发表在1985年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创刊号上。不久，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摘。
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事及朋友对《文摘报》刮目相看，争相订阅《文摘报》，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参考资料。20多年里，《文摘报》对本人及单位的研究同仁在日常教学和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湖南读者刘秉乾装订成册的119册
（每30期一册）《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