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莘同志,19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青少年时代就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后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并开始了音乐创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的歌曲,对鼓舞人民斗志,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中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歌曲中,最具有代表意义、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他1950年创作的《歌唱祖国》。这是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它抒发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和自豪的强烈情感,以及盼望国家繁荣昌盛的时代情怀。自诞生以来,这首庄重昂扬、激动人心的颂歌,以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超越了时空,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人民的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成为我国跨越世纪的红色音乐经典。
提起王莘,使我想起被视为芬兰“国宝”的西贝柳斯。西贝柳斯是享誉世界的芬兰最伟大的作曲家。他生于1865年,逝于1957年,终年近92岁,是那个年代为数较少的长寿音乐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而最令芬兰人震撼的,是他1899年创作的交响诗《芬兰颂》。这首乐曲是在芬兰被沙皇俄国统治时创作的,因而曾被禁演。但在芬兰人民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中,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乐曲是禁锢不住的,它不仅传遍芬兰,也风靡欧洲,对芬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首乐曲不仅成为西贝柳斯的传世名作,也成为芬兰的第二国歌,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芬兰民族音乐之魂”。1995年,当芬兰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上首次夺得冠军时,欢呼的芬兰人坚持要唱《芬兰颂》,而不是芬兰的国歌。
王莘创作的《歌唱祖国》,与西贝柳斯的《芬兰颂》相比,无论是从受欢迎的程度、传唱的人数还是产生的影响,哪一方面都毫不逊色。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诞生,要从新中国成立时说起。自那一刻起,王莘就开始酝酿一首歌唱祖国新生的歌曲。1950年国庆前夕,王莘到北京出差,经过天安门时,他看到了庄严美丽、充满节日氛围的天安门广场和随风飘扬的鲜艳的五星红旗。此情此景,让王莘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他要把心中的感受用音乐表达出来。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就酝酿出了《歌唱祖国》的曲调和歌词。回到家后,经过反复修改,王莘很快就完成了全曲。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莘的《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首歌曲的录音。从此,《歌唱祖国》便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开来。
1951年,当我还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上海大学生歌咏比赛并获奖,当时我们选唱的歌曲就是王莘刚创作的《歌唱祖国》,还获得了第一名。我唱的是二声部。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刚解放,我们会唱的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歌颂新中国的歌曲还为数不多,一下子发现了这样一首好歌,大家都很兴奋,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它。我记得当时其他高校大多选唱的是一些老歌。我们能够获奖,也许与我们选择了这样既好听又符合时代精神的歌曲有关吧!
如今,世界上但凡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歌唱祖国》那深情而优美的旋律在传唱。这首歌曲仍然是中国人民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典范之作,久唱不衰,百听不厌。它已成为中国重大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以及各种会议的礼仪曲、开场曲或结束曲。我记得过去党中央邀请我国科教文卫界的著名人士座谈联欢,共庆元宵佳节时,江泽民同志总要带领我们当时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高唱《歌唱祖国》,他们六位唱一声部,我一人总是唱二声部,幸好我嗓门大,还能配合起来。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在重大场合带领大家高唱《歌唱祖国》。
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国人心目中是非常神圣和备受喜爱的。而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歌唱祖国》实际上已占据了第二国歌的地位,成为在公共活动场合,除国歌以外唱得最多的一首人们喜爱的歌曲。
2005年4月,我专程前往天津看望了王莘同志。令人感动的是,王莘同志因中风偏瘫20多年,虽然已失去语言表达能力和右半身肢体动作的功能,但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的炽热之心,以及作曲家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克服长期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仍用功能部分正常的大脑产生的乐思,指挥他的左手继续作曲。从这方面说,比起西贝柳斯来,王莘同志更值得人们对他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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