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京剧已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之一,而开创这一文化传统的重要人物,就有百年前的一代京剧宗师、“粉墨王侯”谭鑫培。
在中国艺术史上,谭鑫培对京剧的贡献,不仅在于开创了一大流派谭
在谭鑫培之前,尽管京剧在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时代已经创立,但草创时期的京剧杂有汉(腔)、京(腔)、秦(腔)、昆(曲)、梆(子腔)的特点。至谭氏时代,他以天纵之资,“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序),正式确立了以京、汉语音为主,包含湖广韵、中州调的“复合型”京剧音韵体系。
谭氏在继程(长庚)、余(三胜)之后正式确立了京剧表演艺术体系的基本风格,稳定了京剧的发展格局,极大地推进了京剧表演体系的规范化、体系化。他创立的谭派艺术代表了中国戏曲传统的风范,是此后京剧众多流派的重要源头,奠定了百年京剧唱腔风格。正如刘曾复所说:“在谭鑫培之后京剧就变成了谭氏天下。”(《四海一谭》)
谭鑫培对于京剧的众多行当都有重要影响,尤以对老生行的影响最大。谭氏以前,老生行由“老生三杰”――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创立了一种兼济壮美(气势)、优美(韵味)的整体性风格。程腔“高亢之中,又具沈雄之致”(《梨园旧话》)；余腔既有“幽微宛转之音”(《京剧二百年之历史》)又不失“黄钟大吕”之势(《伶史》)。程、余时代,正值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对慷慨悲壮、充满阳刚之气的唱腔高度认同。因而这一时期的老生唱腔,古朴简练,圆洪庄重,平正无巧,拉长声,翻高唱,放悲音,直腔直调,激越饱满。应该说,程、余、张完成了京剧唱腔的第一次创制,“熔‘昆’、‘弋’声于‘皮簧’中,匠心独造,遂成大观。”但总体上仍不出以气势取胜的范围。随着京剧自身的演进和成熟,当时已经出现壮美(气势)和优美(韵味)分流演进的趋势。谭鑫培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在宗法余三胜的基础上,集长庚、二奎、九龄等人之长,广泛地从小生腔、青衣腔、大鼓腔、皮影腔中吸收营养,进行旋律、节奏的巧妙变化,使京剧从“老三杰”诸腔杂陈的阶段,走向音韵、声腔统一、“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突出人物塑造的成熟时期,迈出了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一步:“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皮黄以来,谭氏一人而已”(陈彦衡《旧剧丛谈》),实在不为过誉。在两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胜的过程中,由于谭鑫培的天才创造,优美风格得到空前发展,从而完成了京剧由重壮美向重优美的风格转换,确立了百年京剧以韵味取胜的主导地位。而谭派的创立也影响到其他众多流派,形成了一百余年不曾动摇的体系。
从中国艺术史的角度考察,谭是继程长庚之后奠定京剧国剧地位的关键人物。程长庚之前或同时期的北京舞台,既不乏一些名伶名角,同时也是一个诸腔杂陈、多派竞争的时代,京剧还没有定型,尚有徽派、汉派、京派之分,各自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同时昆曲、梆子等剧种也常和京剧同台争胜,还不能说程长庚身后的京剧就已经具备了他派艺术无可比拟的宗主地位。但历史的偶然性赋予了京剧一种历史的机缘:在程长庚身后又出现了一位能将徽、汉、京融于一炉的后继者谭鑫培。在与他派争胜的环境中,谭氏的出现,使京剧获得了其他剧种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谭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上至太后、皇帝、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各个阶层成为京剧的忠实观众。清末的北京街头,到处是对谭派唱腔的众口模仿:“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狄楚青《庚子即事》)此后的百年光景,京剧特立于众多剧种之上,迎来了一个高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新时代,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谭鑫培对于中国京剧乃至于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价值意义,必须要将其放到戏剧艺术长河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谭鑫培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力,将社会加于艺人身上的“下贱”意识大大扫除,有力推进了京剧艺术的职业化。在谭氏之前,艺人社会地位很低,艺人群体对自身社会地位也缺乏基本的认同。如享有盛名20年的郭宝臣终身不灌唱片、不教徒弟、不留影像,自谓“不愿自误误人”。即使是有“伶圣”之称的程长庚晚年也要让长子出京“寄籍正定,事耕读”,反映出其内心也不以演艺为高尚行业。但谭鑫培却从不把自己当“戏子”,即便是在王公大臣面前也不卑不亢,不以执业梨园为贱,还开创了世家梨园的传统。这对中国戏剧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这是百年前一代文坛骁将梁启超对谭鑫培的赞誉。伴随着百年来京剧的发展和对世界的影响,“伶界大王”谭鑫培之名,不仅没有消散于历史尘埃之中,反而熠熠生辉,至今回响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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