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集资，改善住房供应结构的一种探索
据了解，个人集资建房是一些人出于降低房屋购买成本的目的，依据自觉自愿的原则，共同出资、风险共担的一种房地产开发模式。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倪鹏飞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采用多种渠道解决住房问题。个人集资建房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是许多国家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一条途径；在我国，这种模式还处在起步时期，虽然许多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规范和完善，但对于打破当前住宅供给渠道主要由开发商垄断的局面，改善住房供应结构，不失为一种探索。
倪鹏飞说，个人集资建房从长远看，应该朝着合作建房方向发展，应当是管理更规范、规章更健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此应持积极支持态度，将合作建房纳入住房供应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方面，在政策上为其创造发展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加快与其相关的制度建设，保证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困难重重，资金不足成为最大障碍
事实上，早在2003年，上海就出现了个人集资建房的雏形；2005年3月18日，北京的于凌罡，某著名IT企业的工程师，开始把这种构想付诸实施，他牵头组建的“北京合作蓝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向工商部门申请注册。然而，在一阵热闹之后，个人集资建房还是逐渐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
对于个人集资建房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挫折，屡败屡战的于凌罡说，从最初试图在新东街一号、芍药居、工体四号建房失败到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不足。“成立之初，注册资本是大家凑钱募集的，日常运营费用也是捐款所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在义务或半义务地工作，我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珍惜”，他如是说。
然而，即使这样，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最初的募得资金已经所剩无几，日常运行费用几乎全部在依靠他个人的收入苦苦支撑；随之而来的，是人手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于凌罡坦言：“大部分合作者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很脆弱，对于可能面对的风险，他们的思想准备十分有限，往往只看到了个人集资建房所带来的低廉房价，对需要集体分担的责任准备不足。有些时候，即使一些道听途说的谣传，也可能给整个合作团队带来不小的震荡，而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人手在合作者之间进行协调。”
温州经验，是偶然还是必然
事实上，与财大气粗、具有专业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相比，个人集资建房者无论在资金还是其他方面，都显得势单力薄；尤其是在对同一地块竞价的过程中，两者基本不在同一重量级上。于凌罡承认，这次温州的建房者之所以能够拍得土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有三块土地在同时挂牌，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开发商的注意力。
此外，于凌罡还表示，温州能在全国首先获得成功，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温州民间融资市场历来比较发达，建房者手中可供募集的款项比较多；沿海地区市场经济经过多年发展，运作比较成熟规范；当地政府政策相对宽松。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成就了温州的成功。
即便如此，于凌罡仍然欣慰地把温州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理想的实现。他说：“温州的成功借鉴了我们的经验，没有我们的探索，他们可能会摔不少跟头。”他在博客中写到，“真心向温州的朋友们表示祝贺，并相信合作建房事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规避风险，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
对于温州在集资建房中采取的银行托管资金的运作方式，于凌罡告诉记者，这和他的构想大致相同，就是大家把募集来的资金共同存在同一银行的各自账户当中；由银行出面成立信托投资公司，负责寻找符合资质要求的项目管理公司，对工程进行质量管理、进度控制和费用控制；由项目管理公司通过招标选择承包商；最后再由项目管理公司负责向合作者交付房屋。这样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风险，保障建筑质量。
倪鹏飞对这种做法表示赞同。他认为，这种通过银行托管的办法，是个人集资建房处在过渡时期能够在资金融通和管理方面采取的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是从长远看，要有效规避合作建房中可能遇到的风险，避免可能产生的腐败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围绕着合作建房出台相关的金融、土地、财税支持政策；抓紧制定合作建房组织法等明确规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运行机制；与整体住房监管法规相衔接，制定合作建房的审批、规划、土地、建设、金融、中介、交易、物业管理监管法规，形成一条从申请建房到最后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监督链条，尤其对于“哪些人能申请合作建房，能申请多少”，进行明确规定。
针对最近由个人集资建房掀起的波澜，也有建设领域专家表示，从当前国家发展房地产产业，解决百姓住房需求而言，个人集资建房只占极少一部分，最多不过是细小的支流。至于这细小的支流会再度昙花一现，还是真的对百姓安居起到一点滋润作用，则要看榜样的力量以及政策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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