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成绩斐然,被熟知的乡亲们称为“戴眼镜的财神”。但当他们像许多人一样走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时,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事业在广阔的田野。
他们走遍了所有蝗灾区,研制的杀蝗生物农药已在10多个省区25万公顷
的土地上应用
出办公室,不用拐弯,走10来步,王中康打开左侧的一扇门。人还没进去,嘈杂的声音和令人翻胃的异味就像波浪般片刻不停地涌了过来。一连四五间房,密密麻麻,全是看得让人眼晕的蝗虫。
王中康却把它们当宝贝,放到了这个环境优美的校园里。王中康看上去有些文弱书生气,谈起蝗虫却头头是道:蝗虫脱一次皮就是一龄,从幼虫到成虫要3到4龄,5龄就成了成虫。6成左右的虫在3-4龄阶段时,是施药的最好时机。
重庆大学基因工程研究中心正承担着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一批重要研究任务。王中康和同事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昆虫病原微生物致病机制。从2000年起,他们就一直在与蝗虫打交道。
蝗虫分夏蝗和秋蝗,夏蝗在四五月间,秋蝗在七八月间,都是天气较热的时候。而蝗虫每天可以跑两2公里,要对付这些不知疲倦的家伙,没有点体力绝对不行。在河南中牟、河北平山、天津大港、内蒙古草原,王中康和同事们借住在农民家里,每次出门前,都备好水壶和馒头,“作息时间完全由蝗虫掌握”。他们在田间支起帐篷,周围压上土,将研制的药物喷在庄稼上,然后蹲在那儿观察蝗虫进食后的变化。
基因工程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都是在英、美、法等国一流实验室从事过多年科研工作的“海归”博士。做研究时,每年最热的3个月都在田野上跟着蝗虫跑来跑去。有时渴得不行了,就在一些溪沟找水喝。灾情严重时,从一个蝗灾区赶到另一个蝗灾区,一天要坐10多个小时的车,一个星期要跑七八个省区市。
几年来,重庆大学基因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走遍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所有蝗灾区。他们研制的杀蝗绿僵菌生物农药已在10多个省区25万公顷的土地上进行应用示范试验。据测算,这种生物农药推广使用后,全国每年将减少使用化学农药约1500吨,每年可减少经济损失2亿元。
他们帮助乡镇把污水变清
像许多农村的乡镇一样,重庆市忠县新生镇两年前也是污水横流。从镇边流过的一条小河,满河都是黑乎乎的水。
一到夏天，臭气薰天，苍蝇铺天盖地，附近住户苦不堪言。
不久前，新生镇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镇里的污水导流到污水池，经过处理后流进建在污水厂前面的一个大池塘里，臭味没有了，水也变清了。住户们放鞭炮庆祝，镇党委书记也兴高彩烈――几位原来被臭味薰跑的客商又回来了。
这一幕“大变局”的总导演，是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的何强教授。何强从1990年开始研究污水处理技术，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技术示范”，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实验室却奇臭无比。
“这是为了使实验室的环境与乡镇污水厂的运行环境完全一致。”何强解释说，只要是做小城市环境技术示范项目，实验室从来不开空调。即使在冬天，“污水横流”的实验室仍然臭得令人作呕，却让何强和同事“乐不思蜀”，经常一呆10多天，连吃饭睡觉都在里面。夏天，实验室的空气更令人窒息。今年夏天正赶上重庆百年不遇的高温和干旱，何强和同事们每天守在实验室，有一天，一位同事发现头上竟然长了虱子，大家才手忙脚乱地赶回家洗了个澡。
“中国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示范”项目正在重庆、四川和云南建10多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平均每个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成本在300万元以上。这些钱都是何强他们争取的项目资金，乡镇分文不掏。大旱之年，水资源更显珍贵。重庆市铜梁县旧县镇的领导找到何强，想请他们帮着建一个污水处理厂。何强和同事接到“任务”后，马上帮着联系好了赞助商。不久之后，旧县镇就可以一分钱不花地建起一个污水处理厂了。
王凭青的成果转化后，每年改良本地黄牛可增加产值1亿元
只要是植物，王凭青都感兴趣。在海南一座占地1000多亩的农场，他种过各种名贵水果，还培育了一批按斤标价的稀有树木。1993年，他又埋头做起了牧草培育。
三峡蓄水后，畜牧业成为库区的支柱产业。发展畜牧业，一要引良种牲畜，二要解决牧草的问题。从2000年起，王凭青只要走出校门，就会一头扎到位于三峡库区的实验农场里。连续3年，王凭青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要呆在那里。
到2003年，王凭青运用胚胎移植技术，培育了20头海福特种牛。成年的海福特牛体重达1吨，是当地成年牛体重的4倍。他培育的优质高产杂交狼尾草，按土质状况年亩产鲜草量在15吨到30吨之间。
据测算，王凭青的成果转化后，每年改良本地黄牛可增加产值1亿元，推广种植优质高产牧草可比种植粮食作物增收约136元。按照年产值4万元安置1位农村移民计算，两项成果可间接安置三峡库区农村移民6000余人。2005年，王凭青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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