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6日。天刚亮,两艘480马力的机船从武汉百威啤酒码头启航。
人们聚集到了甲板最高层,这里被改装成了“观察台”。站在最前方的是3名主观察员,每人手持一只高倍望远镜,分
他们一站便是90分钟。
这些来自6个国家的30多名科学家,费时一个半月,行程3400公里,他们在观察什么?他们苦苦寻觅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们在寻找“长江女神”――白暨豚。
最早有关白暨豚的记载出现在《尔雅》中,晋朝学者郭璞为《尔雅》作注时进一步描述:,鳍属也,体似鲟鱼,尾如鲫鱼,大腹,喙小,锐而长,齿罗生,上下相衔,鼻在额上,能作声。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细鱼。大者长丈余,江中多有之。
江中多有之。如今,白暨豚成为全球最濒危的淡水豚,它们只生活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干流,延存至今约2500万年,素有“活化石”之称。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江尚有400头左右的白暨豚,90年代末已不到100头,如今则无法确切知道是否还有白暨豚存活。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人们依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所有人都开始惴惴不安,在那些焦虑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一位年长的女士。在她沉静的表情下,掩饰不住一颗热切等待的心。她就是最早和白暨豚打交道的人,原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研究室主任――陈佩薰。
意外的“来客”,一生的告别
陈佩薰今年79岁了,和长江为伴一生,如今的她虽双鬓染白却依然身形矫健,思维敏捷。陈老房间的窗微敞着,“北京的冬天,屋子里太闷,外面又冷得刺骨,还是武汉的冬天比较舒服。”陈佩薰不无怀念地说。
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白暨豚开始。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白暨豚在世界生物学研究中仍是一个空白。外国专家多次表示希望能来中国开展调研，哪怕是获取一些血液和肌肉样本，而当时我国对这种比大熊猫更古老、更稀有的物种也是一无所知。因此，中科院当即决定，成立白暨豚研究小组。
“很矛盾,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这是陈佩薰被“点将”担任白暨豚研究组组长时的心境,“当时在水生哺乳动物领域,即便是开展淡水生物研究最为权威的中科院水生所,也还是一片空白”。时值1978年秋,陈佩薰51岁。
陈佩薰明白,承担起白暨豚物种的保护和繁殖研究工作,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坐言起行,研究组成立那年冬天,陈佩薰就带着三名组员开始了野外考察,沿着长江不知疲倦地搜寻着白暨豚的身影,走访渔民,查询资料,打听那些久远的传说。
1980年1月11日晚，陈佩薰接到了一个来自城陵矶水产收购站的电话:“有渔民误捕了一头白暨豚。”研究组的三名同事立刻请所里派来一辆吉普车,连夜奔赴湖南,陈佩薰则赶紧在水生所做养豚准备工作。受伤的白暨豚颈背部留了两个连通的、直径4厘米、深8厘米的大洞,大家不敢怠慢,风雪兼程,将它运回了水生所。它就是我们熟悉的“淇淇”。
“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孩子,”陈佩薰形容自己第一次见到淇淇时的激动,但淇淇的意外到来对陈佩薰和她的研究组而言,很有些“赶鸭子上架”的窘境。
“淇淇跟我们一起吃了很多苦。”
陈佩薰突然感觉自己对白暨豚的了解一下子被打回到了原点――“连它吃什么都不知道”。青菜、馒头、瓜果、虫子,甚至雕成鱼形的萝卜,“试了好多,最后才确定,它只吃鱼。”
到水生所10天后,淇淇背部的伤开始恶化。陈佩薰急坏了,费尽周折找来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的学生,带了进口的青霉素过来消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治”。最后他们尝试给淇淇的伤口涂抹云南白药,缝了个背心包扎伤口,半年后,伤口竟然奇迹般愈合了。
伤好后,淇淇被移至离水生所6公里的研究基地,说是基地,其实就是一片鱼池。陈佩薰和她的同事就在边上的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工棚里工作,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她天天跟年轻小伙子们一起骑自行车往返于研究基地和水生所,6公里的土路,一趟至少大半个钟头。“天晴一身灰,天雨一身泥”,大家轮班,24小时守护淇淇。
“淇淇身边不能缺人，”逢年过节,陈佩薰就留下来陪伴淇淇,“我很感激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他很体谅我的工作,像我们这样经常在野外工作的人,一走就是几个月,他从无怨言。”
鱼池是露天的,一到夏天,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淇淇的身上起了紫色的“疹子”。陈佩薰找人用卡车拖来冰块倒进鱼池,“一卡车冰丢进去,水温才降了半度”,他们只能打开水池的进水管,不停地放水降温。熬过酷暑又是寒冬,鱼池在风口上,下雪刮风分外冷,陈佩薰从空军购买了两个大降落伞,给淇淇撑起了挡风棚……
1980年，陈佩薰作为第一个被世界捕鲸委员会(IWC)邀请的中国专家赴英参加年会,会上她播放了淇淇的短片,震惊了世界,“受伤这么严重的白暨豚能被救活太不可思议”。短短几分钟的片子,被要求反复放了三次。淇淇成了备受关注的明星。
“淇淇来的时候年纪小,体质好”,所以相对比较快地适应下来,成为人工饲养环境下成活时间超过1年、并不断增长的唯一特例。这种唯一对淇淇而言,也意味着孤独。
“淇淇对人的脚步、说话声特别敏感,有人来了就显得兴奋,靠近人的位置快速游动、翻腾,甚至用尾鳍打水。它会痴迷玩具,尤其是救生圈,它最喜欢把身体趴在救生圈上,或者钻过去,玩疯了连饭也不吃。”
4岁左右,淇淇开始进入青春期。1984年陈佩薰筹划给淇淇寻找伴侣。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她找到自己信赖的学生,让他立下“军令状”,带领三个人组织渔民在三年时间内捕捉雌性白暨豚。
1986年,对于陈佩薰来说是“最好”的一年。中科院水生所首次采用科学方法成功捕捉到两头活体白暨豚“珍珍”、“联联”;世界首届“淡水豚类生物学及物种保护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白暨豚被列入“濒危种”,而在此之前仅列为“情况不明种”,专家们纷纷对陈佩薰所作的努力表达了敬意。
事与愿违,用来和淇淇配对的珍珍在两年半后突然死亡,这场费尽心机的“包办婚姻”最终失败,这也成为了陈佩薰心中最大的遗憾。
2002年7月14日,这是陈佩薰永远不愿回忆的伤痛,“淇淇走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又一次热泪盈眶,哽咽失声。
“医生来叫我的时候,我已经有预感了,可是还是感到突然……我亲手把它接来,也要亲自送它离开。二十二年了,它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淇淇性格很温柔,像一个绅士,聪明,讨人喜欢……”陈佩薰回忆说,她当时深情抚摸淇淇身上她最钟爱的灰色皮肤,不一会儿,淇淇缓缓闭上了双眼。
“淇淇对科学的贡献最大,我们谁都比不上它。”陈佩薰真诚地说。
在与淇淇朝夕相处的二十二年里,陈佩薰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鲸类生物学与保护生物学专著《白暨豚生物学饲养与保护》,此外她还编写了科普读物《珍稀动物白暨豚》,与漫画家赵嘉俊合作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版了少儿读物《白暨豚淇淇的故事》。
陈佩薰以她的执著和专注,耗尽毕生心血,向淇淇和它的伙伴们作了一次一生的告别。
陈佩薰和工作人员为淇淇作声训练
廿载江风江雨,痴心如故
接手白暨豚研究伊始,陈佩薰顾虑重重。对她来说,在鱼类学领域奋斗了二十多年,突然要转到几乎完全陌生的鲸类学领域,这是一个压力;自己也不再是当年梁子湖畔的年轻人,精力自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是一个压力。
1950年,陈佩薰毕业于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她跟随秉志、伍献文、刘建康三位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大师学习。陈佩薰非常认真,在学习鱼类解剖时，熟练到一条鱼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将鱼骨原封不动地拼回来。“那时候,流行学俄语，所能找到的文献和资料都是俄文的。”她只能一边学习语言,一边了解鱼类学的各种知识。
陈佩薰说:“我跟随三位先生,不仅学习到扎实的科研业务知识,他们正直的为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一直是我的楷模。”
1955年,陈佩薰来到梁子湖。时任课题鱼类组组长的刘建康告诉她,科学研究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要创新,要认真,要有头有尾。
梁子镇四面环水,仅有一艘机船作为交通工具维系着岛上与陆地间的交流。镇上没有电话,“所有的通讯都是靠着人的两条腿跑出来的”。从镇上到所里,必须先坐船,再搭车,辗转几十里。镇上的岁月单调枯燥,没有娱乐活动,唯一能做的便是工作。晚上,镇上没有电,黑漆漆的一片,陈佩薰和同事们每人守着一盏煤气灯,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着科研课题。就这样,陈佩薰一呆就是三年。
那会儿,刘建康先生发动大家学游泳,“我们搞水生生物研究的不会游泳对工作不便”,陈佩薰原来是个旱鸭子,经老师这一说硬是咬牙学了起来。
刘先生教大家把裤腿的一头打上结,从另一头往裤管里吹气,就像做羊皮筏子那样,裤管鼓起来,两头都扎结实,一个自制的“救生圈”就做好了。陈佩薰就是抱着“裤子”,学会了游泳。
1956年,陈佩薰发表了她的第一篇论文《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
结束了梁子湖的工作,陈佩薰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崇明,参与“长江鱼类生态调查”的研究课题。
那是陈佩薰首次独立负责一个小组,手下有五六个工作人员。为了弄清每一种鱼的生活习性,陈佩薰带领着工作小组的成员们,往来穿梭于长江上,观察、采样、测试……
可是,谁会想到,这样一个有经验的鱼类学研究者,竟然晕船。
“二三级风还能勉强支撑,一旦刮起大风,加之当时调研的船只小,人根本就站不起来，”陈佩薰回忆,“可是,我是负责人,总不能坐在家里指挥吧。”
一次,观察船驶进鄱阳湖,突然风浪大作,陈佩薰吐过好几回,躺倒了,“连翻动身子的力气也没有”。晕船的陈佩薰在船上常常一呆就是一个月,还要一边搞科研,做调查,此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
结束了十多年的野外工作后,陈佩薰等人抓紧时间整理长江鱼类资料,就在大家兴奋地等待著作出版的时候,“文革”的迫近打乱了所有人的脚步,科研工作停下来,每个人紧绷着神经迎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
1972年,陈佩薰回到了水生所,伍献文先生希望她把鱼类生态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陈佩薰却有些心灰意冷,她毫不隐瞒地说:“我其实不想搞了,做我们这种生物研究工作是不能断的,断了,之前的努力就都付诸东流,白费了。”
不过,陈佩薰谨记着老师的教诲“做事情,有始有终”。四年后,《长江鱼类》出版。
观察船又启航了,没有人是满怀绝望地上路。
虽然白暨豚的声音在一点点远去,虽然寻找的过程大抵是痛苦的,但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份希望,和正在进行的种种努力,至少可以让纠结已久的心情平静下来。
就像陈佩薰所说的,“不能就这样轻率地宣布白暨豚已经灭绝,一种生物要判断它灭绝,至少要在二十年内再没有关于它出现的任何记录……”这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偏执,而是人类对于自己所失去的东西的珍视,那毕竟是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失去。
千万年前的那个史前时代的地球,曾经是白暨豚们的乐园;千万年后的这个地球,却杳杳不见白暨豚的踪影。“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此次组织寻找白暨豚的更大意义,正是在于呼吁人类关注和保护像白暨豚一样濒危的物种,为它们寻找一个最后的栖息地,也为人类寻找一个精神的栖息地。（主题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其余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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