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除《资本论》以外马克思篇幅最大的作品。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和把握离不开对这一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和辨析。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然而版本研究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甚至毋宁说，它只是更为重要的文本解读和
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的工作。明确《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版本研究的必要性和有限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将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马克思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的《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期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想一想国内长期以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那么，把版本考证的重要性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达近年持续跟踪国外“马克思学”界动态、出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感受。话分两头说，在表达对国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时，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即把版本考证视为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和旨归。在我看来，它只是一种基础和条件，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来说，自从1965年巴加图利亚提出对长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结构和内容的不同理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国外的文献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在内容的顺序编排上进行考证和重构，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立以来，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较，难下决断。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针本来已经确定，准备启动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图利亚等人的意见后，巴加图利亚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方案。这样围绕《费尔巴哈》章内容的顺序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论文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他章节和马克思等人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编排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要知道，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为版本而版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为中介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节和细节上消耗智慧，而遗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总之，我们认为，版本研究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之间是基础与目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是递进的，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撑，只是凭借由后人编辑而成的现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俨然视为完整的作品去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必然会造成误读和歧解；而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版本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失佚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的工作之间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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