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学科都要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进步，更何况中国哲学史这个诞生还不到百年、出于比附西学的功利动机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学科。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远远算不上什么成熟的学科，对它的一系列内在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恐怕会使我们犯很多历史性的错误。具体来说，这一学科今天至少存在如下几个大问题：
首先，它把儒学等中国古代学术中一些本来不是知识性的学问，强行纳入到知识话语的框框中，割断了自己与真正的儒学传统等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原来的活的传统变成了死的传统。本来中国古代学术是活的“以心传心”的历史传统，古代儒学大师的学问主要是在反复读经和在日常生活的践履中形成的，因而他们传道授业也不过是把自己平时修炼、做人、做事以及读经的体会传授给学生而已。今天，当青年学生们学习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时，老师固然也可以告诉他们古人的一系列言论包涵什么样的做人的道理，但是这是以把那个活的、修身践履的传统中断为前提的。古时做老师的“人在道中”，而今天做老师的“人在道外”；古人做老师的是儒家，是信仰的担当者和实践者；而今天做老师的是学者，是课堂上一晃而过的身影，是在家里著书立说的职业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口口声声地说什么西方哲学重知识、重逻辑、重论证、重理论，中国哲学重人生、重道德、重直觉、重实践，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讲中国哲学史这门课或从事这方面的著述时，也已经把儒学当作了知识性的话语来对待，并长期在他们的职业中陷入于重知识、重论证、重理论的逻辑中不能自拔。
其次，本来经学是中国一切学术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如今对“哲学”的抽象性和理性思维特征的迷信和自我陶醉，使得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们陷入于一种自大狂心理，觉得可以不需要经学基础训练就可以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史开创了一种可以把传统学术现代化的途径。与此相应的，有些经学科目包括文字训诂之学、版本目录之学、史学以及辞章之学等等，本来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国学的基础，而今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可以大言不惭地鄙视他们，认为那是小学，或者是形象思维，与我们不同，我们哲学就是搞抽象思维的，比他们站得更高。与此同时，传统经学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待的其他经学科目，比如《诗》，比如《周礼》、《仪礼》，比如《左传》等等，也由于被纳入到文学、历史等不同的学科之中，而常被从他们的视野中切割出去了。于是造就了一大批搞中国哲学的人国学基础远比古人偏狭。经学本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之源，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得以立于不败的根基，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这条河一经被人为切断，中华民族文化生命面临的是千百年来最大的危机。中国哲学史这样的学科可以存在，但是它必须以经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局限性，认识到哲学不能代替经学，就像欧洲人早在中世纪时就充分认识到哲学不能代替神学，理性不能代替信仰一样。
最后，由于未能参与到西方人那种纯粹思辨的精神王国中去，体验不到西方哲学的内在魅力，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特色的强调就显得非常盲目，当然也不能真正吸收西方哲学之精华，进行真正的综合和创新。因此，这种中国哲学史学科，有时可以说是一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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