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前,由《当代》杂志社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长篇小说2006年度最佳”推荐活动揭晓,铁凝的《笨花》
那么,专家们为什么纷纷给《笨花》以最终肯定呢?他们心目中的好长篇小说是什么标准?他们对2007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青年评论家阎晶明说:我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特点,即一个作家试图在一部小说当中完成对一个家族,甚至对一个民族百年历史的叙述。这种尝试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但是其中在表现历史时段不均衡上面,很难让人完全满意。而近几年小说家们调整了自己的创作姿态,主要表现在对于选取百年历史当中的百年历史时段进行叙述,使小说得到水乳交融的展现。2006年这种调整已经在很多作家的创作当中有所表现,比如说《笨花》、《生死疲劳》,还有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这几位作家共同创造了一部中国百年历史的叙述。《笨花》在其中有比较特殊的意义,铁凝有效地选取了题材,在故事的叙述当中显示出个人对社会历史的关照和评价,所以这个选题叙述给人一种细腻的、淋漓的、不是很匆忙的写法。
评论家陈晓明认为:《笨花》具有质朴性,农业生活的表达非常单纯、亲切,这种亲切能够自然生发出现实性。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现代国家建构起来,和乡土中国日常性的生活,它的结合是最贴切和自然的。
评论家白烨说:《笨花》是各方面表现均衡的一部力作。它通过笨花村,写了中国农村在近百年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当中,农民的一些生存状况,他们的生死痛苦。我们从中可以拎出一些关键词:“民间生活”、“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使我们感受到铁凝对那里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她并不是作为旁观者来写的,而是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在清末明初一直到1945年,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段,铁凝这部作品是把国家和家族的叙事交织在一起,这个探索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以前觉得任何政治风云的变幻,任何时代的变革,和老百姓的生活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之下;但是在乡间里面,包括乡村的伦理、生活方式、习俗等等,是不是有了突发事件之后,这些东西就都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小说给了很好的回答。
《人民文学》副主编、青年评论家李敬泽说:我之所以肯定《笨花》,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铁凝所要处理的这个题材,难度是非常大的。如何淋漓尽致地抒写大地?如何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之下,一下子敞开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在艺术上,在结构上,甚至在具体的行文上,《笨花》的冲突、复杂性,其难以驾驭的程度,都是很大的。铁凝这部作品,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难度,给出了比较完善的艺术解答。
在以上5位评论家大力赞扬《笨花》的同时,另外有两位评论家则首推莫言的《生死疲劳》。雷达认为,《笨花》和《生死疲劳》都是两部风格很突出的作品,《笨花》对现实、历史的关照都很有意思,我特别喜欢它的宽宏和诗意,具有拓展性;《生死疲劳》的虚与实的描摹,在全球背景和整个文学创作的趋势之下,我个人更喜欢一些。学者评论家张颐武说:《生死疲劳》更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笨花》是中规中矩的好作品,《生死疲劳》具有一种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一个人变马、变狗,通过这种变,把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命运关照得特别有趣。这种想象力是中国作家很难具有的,这种创造力非常可贵。看来,两位评论家的意见几乎相同,即他们认为: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决定性因素。
专家们还认为,2006年还有几部很好的长篇小说也值得注意:《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悲悯大地》(范稳)、《红煤》(刘庆邦)、《如意高地》(马丽华)、《超越攻击》(苗长水)等。
在谈及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环境时,评论家们则都显得有些忧虑。李敬泽的话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实际上,我们的长篇小说是面对着非常巨大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过去的畅销书,起码原创文学作品基本上还都是中国文学,本土的写作是占优势的;但2006年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像《我的名字叫红》、《追风筝的人》、《达芬奇・密码》等等外国作品,在书市上超过了很多中国作品。为此我呼吁,中国的小说家包括出版者,都应该严加反思: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失去原创的阵地,甚至连原创的源泉也要被全球化背景下人家那些东西淹没掉?而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先别去埋怨人家跨国资本有多厉害,还是先看看我们自己写得怎么样?现在我们的长篇小说,确实有相当部分写得不慎重,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拿出来了,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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