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
一
就人类行为的终极关怀而言，功利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社会应该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来进行管理”的主张最具吸引力。这一主张一经提出就几乎影响了所有社会科学的终极关怀，成为主导社会伦理学的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之一。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经济学很长时间内由这一理论统治。但由于功利主义把福利看做一种心理特征，并以效用来测度人们主观达到的幸福，这导致人际之间的幸福比较不可能精确，无法用标准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致使集中注意幸福的研究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逐渐被经济学所摒弃，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伦理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便于计量分析，把效用通常定义为对一个人可被观察到的选择某种数量的表现。正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这种分离，从起点上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缺陷。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观逐渐偏离了人类追求快乐生活这一源泉。这种分离已导致主流经济学的贫困化，并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关系，并把经济学研究引入了一条有疑问的“捷径”，因为它的终点并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曾讲道：“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无论是价格理论、收入理论，还是货币理论、增长理论，往往是“只见物、不见人”，只谈变量关系，不谈深层动力；既不解决实际问题，更没有人文关怀。收入、财富、货币作为发展和实现快乐的手段与工具，成为评价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的本末由此被严重倒置了。
二
主流经济学在追求财富、效率和最大化利益中迷失了对大多数人的快乐和幸福的关怀。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往往是扶优扶强。发展的结果往往并未使大多数人更加幸福。
狭隘的经济发展观把国家对物质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优先保护看做发展的基础设施，把发展理解为个人收入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工业化、技术进步，等等。尽管这些目标都很重要，但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更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发展的鸿沟，只顾少数人的发展，而忽视大多数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主体――大多数人的发展和幸福才是社会科学及其政策建议的核心。发展应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这个一般正义出发来分析，超越狭隘的发展观。一方面，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对物质产权、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保护的重要性首先要让位于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对发明者的激励和保护措施急需进行创新，通过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使他的人生实现更大的快乐。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的保护也不能让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相对下降，更不能让货币、利润、收入、财富等实现快乐的工具媒介或发展手段成为发展的目的。发展不仅要关注收入增长、基础设施（特别是产权保护、通讯和交通等），更要关注贫困、就业、收入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关注包括基本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险、知识增长在内的生活标准的提高；寻求社会上所有阶层分享成果的均衡发展，寻求使居民能够以多种方式参与和影响政策决策过程的民主的发展，寻求政府不仅关心发展中的收入增长，而且关心社会的公平、公正，为国民谋快乐。从个体主义出发，人的一生是由个人行为或体验构成的一种过程。因此，过程的快乐就构成人生的快乐，过程中主体的自觉性、创造性和快乐性是人生存的最高价值。与主体相关的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人伦关系和睦、天人关系和谐等都构成快乐的源泉，发展的过程不应破坏这些快乐的源泉。
三
自《国富论》出版以来，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往往就是填补亚当・斯密理论体系中的空白，修正他的错误和使他的分析更为精确。主流经济学家们已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结果要得以实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科学研究，他们在找不到这些条件的现实生活中，为了让这些条件出现，而提出了种种变革的理性建构和工程学设计。由此迷失在理性建构的完美追求中，不仅脱离现实，而且也与斯密的初衷相违背。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原理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在均衡理论中，人是完全同质的和完全理性的，信息是完美的，技术是外生的，企业和市场也是同质的，生产函数是凹性的，竞争是完全的，收益是递减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排除了外部性，没有垄断、危机、创新，只有不变的规模经济，并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可行能力、权利、自由及其他非效用因素对快乐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是天生不稳定的体系，技术在不断更新换代、产业生命周期在不断演化、资源稀缺关系也不断变化，人们的心情、快乐、幸福感、信任感等主观因素对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都使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此起彼伏，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真正的发展不是均衡的最优化的发展模式，而是互动的发展模式……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演变的认识，使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解释力越来越狭隘。
可喜的是，经济学正在返璞归真，回归到人文终极关怀。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提出了“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的研究命题，促使经济学界开始认真思考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正在探索的新的经济学分析，试图采用人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整合人与生俱来的自利和利他的双重属性，不仅强调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更关注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这种回归是建立在近年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政治哲学的发展上，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技术对大样本的主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成为理论上的新探索。（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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