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的历史与未来

时间：2006年12月22日晚

地点：厦门大学主楼会议室

访谈手记：成中英先生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

这次访谈是在晚上近十点钟进行的。上午，已年过七旬的成先生参加了厦大为庆祝国学研究院复办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到了下午，成先生又抽空为厦大的师生们做了一场演讲；而第二天凌晨五点，他就要起床赶往广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先生还是欣然同意参加我们的访谈。当成先生疲倦而略带弯曲的身影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时，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迎了上去。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支平、朱水涌等为这次访谈提供了诸多帮助，特此鸣谢。由于版面所限，我们摘要发表这次访谈的部分内容。

记者（梁枢、柳霞）：成先生，我们知道，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向美国人介绍、推广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几十年过去了，回首这段历史，您一定感慨良多。

成：我在上世纪60年代去美国，当时那里根本没有中国哲学这个概念。美国只有chinesethought(中国思想)，在英文里，这个词没有一种动态的，生活的内涵。思想跟哲学不一样，没有系统的东西也是思想；哲学是有系统性、分析性的，具有真理性、追求性的东西。1924年罗素来中国，写了一本书叫做ProblemsofChina（中国问题）,里面提到，《论语》不过是一般的道德常识而已。而黑格尔说,中国的东西里面是有一些道德信条，但是这些信条他们都有,有的说得很简单，不需要翻译出来，如果翻译出来反而会妨碍孔子的原意。今天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我认为现在有两个很好的趋势。第一，我们了解了西方的思辨哲学、分析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方法论，比如新儒家这一派有着很清晰的哲学概念，并试图从不同角度来重建中国哲学。这样走过来，论证性就比较强，重建的能力也就强。第二，从上世纪50年代后，在考古材料上有了重大的成果,为古史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对推进中国人类学，中国历史学，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这个时候，首先要纠正我们原来过分怀疑的实证史学。我们要建立更好的一个具有认证性的，有整体性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其次在思想史、哲学史方面，有更好的机会让我们说明中国哲学的起源、中国人生观、中国宇宙观，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逐步形成自我意识或宇宙意识之下的一种对世界的看法。有很多资料可以重组，比如包括周易本身的经典。周易成为宇宙哲学，成为易传，这不是随便造成的，而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性在里面。它已经有一套宇宙论的图像在里面，这个是从经验里面摸索出来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活水。

在美国我是第一个提出易经哲学这个概念的人。当时没有哲学课程，很多人把易经当作占卜之书。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国开易经哲学的课程，听课的学生中有五个后来在美国、加拿大教书。这门课把易经哲学以及儒家、道家作为哲学人类哲学的一个生态提出来，受到西方人的重视。接着我又明确提出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此后，在大专教学课程里面就有希腊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1973年在建立中国哲学协会之前，我决定先办《中国哲学季刊》。我一开始就出了四期，一期要几万块钱美金。一开始就有三百多家图书馆征订。我在五年以内贡献了一些薪水，但是五年以后，我完全变成自给自足了。现在是最大的一个中国哲学杂志。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BLACKWELL主动还找我来出版这本杂志。今年开始出版第五卷。每年还出一本书。很多大学教中国哲学的和学中国哲学的，他们写论文就要靠这个东西来提升。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一个词：东学西渐。

成：从我搜集到的资料和证据来看，近代以来，西方人在发现自己的哲学发生了内在的困难和矛盾，包括宗教问题，实在主义反实在主义的争辩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中国哲学给它一个适当的调和，都是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产生大的影响。莱布尼茨有一本书叫《中国新事萃编》，专门谈中国哲学的重要性。在他临终前，写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谈朱熹理和气的问题。这个观点影响到他的弟子。我在德国开会时，说服了一些德国哲学家，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讨论康德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我们杂志这一期出了一个文章，论证康德最早是对气发生兴趣，然后上升到对理的反省。理的反省是他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有多种功能，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理性。所以他的理的概念，就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在宋明理学里面，理是和气结合在一起的，是发展自我所需要的一个基础，理就是太极，是宇宙的太极，是人的太极。所以他要主张人的独立性，人的理性是可以实现的一种完整性，由此产生了一种对人的哲学的认识。康德哲学是把人摆在第一位的，上帝是为了人的道德需要而进行的一个假设。所以人的自主性，人的自由性都来自儒家的影响。但是他并不自觉，还是照样批评中国哲学。再就是洛克。讲人权，讲自然史，讲自然的权利，我认为这也来自于儒家的影响。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在时间上靠近。洛克被放逐到欧洲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荷兰被放逐了五年，那时正是莱布尼茨提倡中国哲学的时候。大概在那个时代，《四书》被翻译成拉丁文，那本书影响很大。这本书只把《论语》、《大学》、《中庸》翻译了，《孟子》没有全部翻译，《孟子》是后来翻译的。在传教士里面把中国的《四书》用书面传给西方人，有很多这样的证据。1688年洛克写了两个政府论的论文，里面提到一个制度如果不能对人民的生命进行保障，对人民有所关注，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政府推翻，因为他说的这个话，跟孟子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从自己的经验，另一个是当时儒家在欧洲的流行，了解到自然权利中，人作为生物成为一个群体，那么君主有义务为民谋福利。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可以被取代，这就叫做人权。就像美国宪法说人天生要平等，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样。这实际上是儒家的一些基本道理，儒家当然讲人是平等的，由权利去发展自己。所以我认为那个时代西方的启蒙，他们接受了或者间接受到儒家的影响，这是非常可能的。还有就是黑格尔，他的辩证法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你一说出来就否定了它，它就不是原来的“道”了，要重新进行一个超越。黑格尔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道”还需要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超越就是不断地去融合，不断地去提升，不断地去扩大。因为黑格尔看了道家的书，而且这种辩证法在柏拉图时代是没有的。我以上是想说明，今天我们比上世纪五十年代要强，我们完全能够给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一个现代的诠释。这并不只是增加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看到一个远景，希望西方人能进一步了解人类这样一个宝贵的知识，因此会形成一个东学西渐的趋势。

记者：要让西方人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成:国学所涵盖的文、史、哲、社会、艺术等人文学科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为人类提出的一个模型。国学担负的使命一方面是重建中国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是要推广到西方，跟西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和理解。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不能够以西方为主，要多元发展。

我们要把中国哲学的形式跟内容分开。我们把中国哲学的内容拿出来做一些说明之后，能解决一些问题，不仅不亚于西方，而且是能够超越西方或者补助西方。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中国哲学从形式上来讲也是有逻辑可讲的。中国语言本身的逻辑性就很强，比如说把中国的东西跟印度相比，印度虽然有印度的佛经还有教，但是他们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繁琐，而中国表达出来却很简洁清楚。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表达方面。我在德国讲学的时候，德国人说他们的语言是最逻辑的，我就写了一篇东西，我说从现代语言分析来看中国的语言是最逻辑的。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来讨论，我觉得中国的东西在哲学上完全可以站住脚。在文学上更是丰富了，又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史学丰富的？我们是一个民族文化，但我们不只是一个民族文化，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形式。

我们要使今天过分科技化、现代化的人都能得到一种精神的营养，还需要思考能不能开发出一些课程，当作短期的一种训练，让他们来接受，不流于肤浅、迷信、商业化。这些如果建立起来以后效率就会很大，害怕的就是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