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从地理空间来看
《天演论》版本及传播
《天演论》的传播有一个经由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过程。早些时候《天演论》部分思想观念的流行主要通过人际传播。首先是口头传播，1896年6月前后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称“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谈及“《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4―1325页）。1897年孙宝?称夏曾佑“操论又变，近持天演学”。其次，严复修改《天演论》手稿时，《天演论》通过书信、抄本等得以流传。1896年10月前后，严复致梁启超信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1897年3月9日，吴汝纶致严复信：“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戊戌变法前，《天演论》引起了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梁启超、康有为、卢靖、吴汝纶、夏曾佑、吕增祥、熊季廉、孙宝?及味经书院“诸生”等，皆读过《天演论》早期的稿本或抄本。其后，《天演论》借助出版，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天演论》的版本众多，约20余种，有代表性的为1897年《国闻汇编》刊载《天演论悬疏》。是年，陕西味经售书处出版《天演论》木刻本，为最早的版本；1898年湖北慎始基斋木刻本《天演论》在1898―1905年间传布甚广，影响较大。而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务版《天演论》，影响也最巨。
《天演论》的社会影响
《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胡汉民在《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中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严复诠释的进化论蕴含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这从1902年杨度为《游学译编》所作发刊词可窥见一二：“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天下无无主之物，己不能有，必以与人，此亦物竞天择之公理也。我国国民又将谁尤？”《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诸如1897年孙宝?称：“杏孙为余道严又陵天演学宗旨，谓圣人治天下，如园夫治园，天行而物竞，治法出焉。”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天演论》与戊戌变法中的社会进化论之学理关系密切，这主要表现在晚清知识分子对生存竞争思想与合群关系的诠释上。1897年春，梁启超致严复信，称：“《天演论》说：克已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梁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将天演进化论与“合群”思想联系起来绝非梁启超个人意识的表现。1901年闰三月十九日孙宝?日记有：“若夫甘受他人之损，不知自保其利者，道德品行非不高尚也，然使举世多如此，则彼以损人为事者，将益肆志而无所惮，而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适成其为野蛮世界而已。故赫胥黎有言曰：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文化精英对“合群”思想的自觉认可。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般读者刘英在光绪癸卯本《天演论》“导言”中“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上方批注：“是有至理，亦今兹对症之药。”可见，《天演论》阐释的生存竞争学说与合群思想，在受到精英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普通读者的重视。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得社会精英将社会进化论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学理依据联系起来。1897年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既对“据乱、升平、太平”的公羊三世说表示赞同，同时也将其与严复译介的欧洲三种政治制度对照，称：“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为学理，鼓吹中国搞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而社会进化论所蕴含的生存竞争学说，也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戊戌政变后，社会变革由维新演化为革命。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蔡元培、马君武、朱执信、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吴玉章等皆研读过《天演论》，但他们大多以商榷的态度检视进化与伦理的关系，推崇互助论，批驳生存竞争的思想。如孙中山以互助论取代进化论，认为就西方而言，“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现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问，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孙中山全集》第2卷，1982年版，第283页）就中国而言，帝制被推翻后，“共和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所宜用。”和赫胥黎等一样，孙中山承认生物进化论，而不赞同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同自然发展有所差异，“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如其它之动物者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在他看来，生存竞争学说是“破坏之学问”，建设时期的社会秩序重建要讲社会伦理，侧重互助论。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流意识倾向革命，严复鼓吹社会进化论思想中的渐进、改良色彩便已过时，革命者必然要对《天演论》及生存竞争学说重新加以解释，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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