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下）

2007-01-25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当年出版的一张《新华日报》。（新华社发）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建设成就,反映大后方广大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新华日报》、《群众》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了指导。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袭击我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于1月18日在《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向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猛烈反击。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1941年,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了一个戏剧演出活动,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产生轰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多个。演出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当时的新华日报门市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对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局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领导机关,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根据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南方局按照中央指示,组织领导所属各地党组织实现从形式到工作方法的完全转变;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掩护,或是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悍的原则;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以及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

1941年底,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提出必须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并提出了“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等七个条件。会后,南方局又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统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努力学习,做好本职工作,广泛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

与此同时,南方局十分重视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强调越是环境恶劣越要严守党的纪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经过南方局的艰苦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的筹备工作,董必武任代理书记,主持南方局工作。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红色堡垒。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更多内容见光明网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