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如何从固有的文化传统出发，展现独特的民族品格，为构建民族特色的批评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是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并涌现出了一批富有学术个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杜贵晨先生《数理批
文学数理批评，就是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即从文本所应用“数”的理念与具体“数度”及其相互联系出发，考察作品的数理机制，分析其在文本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对形象意蕴的渗透与制约。杜著中对文学数理批评的界定，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数理这样看似跨度很大的两大统系提供了恰切的基点。从作者的命意来看，这种批评模式不仅是对文学作品形式美的批评，更是对形象内涵与文本思想意义的探讨。它突破了我们文学研究中固有的思维定式，具有重要的原创性价值。或以为数理批评是文学研究中的“剑走偏锋”，岂不知这恰恰是文学与数理文化关系研究中的“一剑封喉”。
中国的数理文化渊源已久，且广泛影响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对文学的影响亦广泛而深刻。但是这一影响却久未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数”是人类沟通天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从“数”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之间的整体联系作一研究，对于探求天人关系、构建民族特色的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作者斫榛辟莽，沿波讨源，锐意穷搜，广采博稽，在对文学的数理传统进行历史与整体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文学数理批评体系的研究设想。作者通过贯通古今的细思审量，把文学的“倚数”传统及与时兴衰嬗变的历史概括为：商周之际的倚数成文，春秋战国时的倚数编纂，秦汉倚数传统的复兴，魏晋南北朝隋唐倚数传统的泛化与内化，宋元时期在通俗文学中的模式化，以及在明清文学中的深化与僵化。这样古代文学的数理传统便呈现出了清晰的发展脉络。在梳理探究的过程中，作者从文献到文学，由诗文而小说，由笔记、传奇到章回、戏曲，把深隐于文献典籍、文本细部的“数理”现象与机制概括、提炼、整合为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情节及语言模式批评、时序批评、空间批评、比例批评、节奏批评八种形态。在实践中确认，在理论中提升，作者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十载心血终于凝结为文学数理批评的基本体系。
毫无疑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引入数理批评的原则，将有助于建立形象与数理结合的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新模式。自上世纪初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形象批评作为文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一直处于批评话语的中心位置，而数理批评的引入对于深入揭示文本的数理机制及其作用、价值与意义，达至对包括形象在内的全部文本意义的说明，与形象中心的批评殊途同归，且具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此作者认为，数理批评与形象批评，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渗互补，相得益彰。从这一角度看，文学数理批评的学术研究模式深刻揭橥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特色，其理论意义与学术贡献不可低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袁世硕先生在序言中誉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由此我们也相信文学数理批评模式不仅是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还会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为民族特色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拓展广阔的学术空间。
如果说杜著中的“数理批评”部分有博收万象之势，“小说考论”部分则尽呈落英缤纷之美。其间，无论是对《三国演义》作者所作的颠覆性质疑，还是对《儒林外史》主题所作的创造性发明，抑或对《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所作的合理性阐释，作者皆能从常识与学理的维度，穷竟原委，订疑纠缪，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的深刻洞达和多维融通，令人读后，“如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作者重思辨不尚空谈，跨史哲不失本位，研究视野宏阔新异，理性思考深邃精微，推论细腻独到，考证扎实严谨，往往于扎实求是之中，水到渠成般呈献真知灼见。也正因此，阅读杜著给人以耳目一新、醍醐灌顶的顿悟之感，对于时下的文学研究而言，也会带来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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