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实践推动着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2007-02-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卓元 我有话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当时经济发展都比较落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并且从理论上急需经济学的指导。在西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学者，还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开始用动态和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形成了一门发展经济

学。美国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了“二元结构论”，建立了一个动态和结构方法的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对于刘易斯的许多理论观点，有像乔根森一样的经济学家对其转型的模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也有像托达罗一样的经济学家，对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批评，还提出了反城市化的许多政策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质疑：发展经济学是不是已经过时和没有用处？然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过程，却给理论界提供了生动和丰富的发展案例。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实践方面，还是本土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似乎不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转型的规模、复杂性、独特性等等，都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实践，应当说为发展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泛、鲜活、生动和深刻的素材，中国的经济学家理应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建设有所贡献。

由周天勇博士主笔和主持下所写成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本力求基于中国发展的丰富实践，对经济发展理论在分析方法、体系建设和规律认识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和贡献的著作。

首先，该书探讨了经济发展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特别是聚集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分散发展还是集中发展方面举棋不定，一段时间强调集中发展，另一段时间可能强调分散发展。本书认为，分散经济是一种传统的经济，表现为原始经济、游牧经济和传统农业经济，这种经济是不经济的。集中的聚集经济，节约交易成本，降低分工和协作成本，具有外部经济，为企业规模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聚集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作者阐述了聚集需要分散到集中的转移，这种转移带来转移经济，并且聚集经济在网络条件下，并不存在一个常数性的最优规模。作者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边际生产力的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转移至第二、第三产业部门，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不仅会为现代经济部门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并促进其发展，还会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再次，作者分析了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集中后的就业问题。作者指出，偏重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会形成大量的失业劳动力。作者还提出了企业规模结构与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有着密切关系假说：即特大和大型企业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少，中等收入的居民就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多，这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就高；反之，则低。

第四，作者从网络经济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城市规模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没有恒定性的最优规模范围的假说。过去经济学界关于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的均衡分析，认为城市规模从140万到400万，有一个较为恒定的规模范围，大于和小于此规模范围都不经济。本文作者认为，用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来研究所谓的城市的最优规模，在理论上是说不清楚的。

第五，作者提出，经济发展是从隔离状态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过程。这部分是该书的重要创新之处。作者描述了原始和传统的空间经济和社会形态，把发展经济理论的简单的二元结构转型改造成了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结点和网络结构转型的状态，指出了传统空间经济和社会状态向现代经济和社会状态转变的长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