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目标：人口零增长

2007-02-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肖国忠 我有话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03%。而此前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到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2033年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

。那么,这对我国初见端倪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人口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教授。

记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您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现状怎样？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田雪原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有独到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28部（含主编），发表论文500余篇、研究报告50余篇。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1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1995年被美国传记协会（ABI）载入“世界五千名人录”。1996年获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获国家图书奖；2003年获“第六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

田雪原:谈到人口问题,不能不谈及老龄化问题。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和发展的一大趋势。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变动经历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52年的人口转变阶段,即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第二阶段为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第三阶段为1958年至1961年的第一次生育低潮阶段;第四阶段为1962年至1973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第五阶段为1974年以来的第二次生育低潮阶段。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由于受上述几个阶段的作用,直到20世纪后半叶五六十年代尚处于年轻型。1964年人口普查0至14岁少年人口占40.69%,15至64岁成年人口占55.75%,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3.56%,属典型年轻型人口。70年代出生率长期、持续、大幅度下降,加剧了人口年龄结构向成年型、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变动为:0至14岁少年人口下降到占27.69%,15至64岁成年人口上升到占66.74%,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上升到占5.57%,属典型成年型人口。10年后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为:0至14岁下降到占22.89%,15至64岁上升到占70.15%,65岁以上上升到占6.92%,已基本上过渡到老年型。从年轻型到成年型,再到老年型,中国经历了不到30年的时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人口年龄结构类型转变花费的时间要短得多。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为什么？

田雪原:老龄化是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因而老龄化对人口数量变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一定程度的老龄化是实现人口零增长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我国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劳动力过剩性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首要的战略任务,为此就要使生育率和出生率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下降;而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只要老龄化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人口再生产合乎规律地进行,人口老龄化就是必需的。

记者: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田雪原:虽然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是必需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老龄化程度越高越好,超高老龄化可能造成社会无力支撑过重的老年负担,这样的老龄化是应当避免的。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在不同年龄组群人口的变动上。最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升高、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不断降低的变动。进入90年代,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更是升高到占人口65%以上,老年和少年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则下降到35%以下,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步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期。如以从属年龄比低于0.5作标准,这一“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少被抚养人口即从属年龄比,已从1982年普查时的0.63下降到1990年的0.50,2000年的0.46;中位预测表明,2010年可进一步下降到0.37的最低水平;虽然此后从属年龄比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速度较慢,2020年可升至0.45,相当于2000年的水平;2030年可升至0.48,接近1990年的水平。2030年至2040年间上升比较明显,2040年可升至0.59;2040年以后则变动不大,2050年略升高至0.61,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余下的15年,正值劳动年龄人口充裕、从属年龄人口比处于低谷的“人口盈利”期,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盈利”的有力时机加快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人口盈利”期过后就是从属年龄比上升较快的“人口亏损”期,在“盈利”期就要筹划如何以“盈”抵“亏”、以“利”补“损”的方略,不能只分享眼前的“红利”而不顾及日后的“亏损”。从经济学角度观察,老龄化过程中少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动所带来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口盈利”和“人口亏损”,对储蓄、投资、生产、消费、就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产生相应的影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角度观察,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的攀升,对养老保障、医疗健康、社会服务、社区发展以及服务型社会的建设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而从生物学、遗传学、医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角度观察,则提出了一系列老年生理、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因为老龄化的到来和加深而变得更为迫切。

记者:既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该制定怎样的人口发展战略？

田雪原:在目前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影响日益突出的现实下,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一定要兼顾数量控制与年龄结构变动合理化这一重要支撑点。具体来说,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人口发展战略,大致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并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这一步也已走过了10年的路程,预计可在2030年前后完成;第三步,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零增长以后总体人口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状况，作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下一个目标，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主要支撑点上，通过稳定低生育水平使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