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收入分配的失衡

记者：据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报告，15年来尽管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但收入差距扩大，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最低行业之比由1.76∶1扩大为4.88∶1。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贺铿：的确，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果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衡。这不仅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需求增长缓慢，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其根本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从初次分配结果看，过度依靠基本建设投资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严重影响了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客观比例关系。近10年来，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GDP）降到4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65%低了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低，是因为劳动报酬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人均GDP）低。依据1990年的有关国际统计资料计算，美国的劳动报酬率为55.4%，韩国为67.8%，而2005年，我国的劳动报酬率为45%。

从再分配结果看，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较，相差1.85倍，到2005年，扩大到3.22倍，与国际平均数（1.7倍）比较，差距高了近一倍。依据住户调查资料计算，城镇居民20%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20%低收入家庭人均纯收入比较，2000年相差14.09倍，2005年扩大到21.46倍。2004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基尼系数为0.46,大大超过了警戒线，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是0.338。

记者：对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何建议？

贺铿：和谐社会包括经济的和谐、政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三种和谐中，经济和谐是基础。经济和谐最重要的是社会产品分配方式合理。产品分配方式一定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处在转型时期，收入分配理论和收入分配方式都比较混乱，初次分配不规范，再分配也不规范，生产者行为与政府行为相混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出现了失衡情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增加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民消费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战略思想是非常必要、完全正确的。具体说来，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首先要规范工资制度。第二要扩大税收调节的作用。第三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第四要提高劳动报酬率，逐渐降低投资率。通过规范工资、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认真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总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包括改革工资制度、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要实行综合性改革、综合性治理。

记者：在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贺铿：首先，要注意发展经济，这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经济发展了，就业可以更加充分，税收和财政调节的力度也可以不断增强。因此，发展经济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

其次，研究个人收入时应是通过个人的诚实劳动（包括投入资本要素）所获得的合法收入，而且个人的合法收入又需要区分为扩大生产用的“企业所得”和提高个人消费用的“个人所得”两部分，这样既能防止规避个人所得税又能防止重复征税，可现在，由于没有区分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一方面存在规避个人所得税现象，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重复征税现象。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现象都应当避免。最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收入分配原则，不能忘记最终还要实现共同富裕，要限制收入分配差距和减少贫困人口；要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强度，加强财政与税收杠杆的调节力度；要逐渐增加劳动收入的比重，减少资本收入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