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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男人好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好像是恭维女人，其实是风凉话。因为接下来，他们又补了一句，“君子远庖厨”。看看几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恍然了，“治大国”的永远是男人，而“烹小鲜”的呢，永远是女人。要问，男人里不也有袁枚的《随园食单》、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吗？从苏轼到张岱、李渔、沈复，从周作人、林语堂到汪曾祺，更是高举“生活的艺术”，雅到极点了。可我得说，那只是吃的艺术、饭来张口的艺术，不是洗菜做饭的艺术，更不是厨房里的艺术。
厨房是女人领地。王宣一的《国宴与家宴》，讲的就是“一个家庭餐桌和厨房里的光阴的故事”。那是一个女儿深情回忆她的母亲，如何在“那样一个年代”为家庭为儿女做饭的记录。虽然作者不愿意说这本书是对母亲的怀念（“我怎能用这样微薄的书写来怀念她？”），但在我看来，一个女人在厨房的一生，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微薄”的。特别是当那个女人是一个母亲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吧，在那些生活贫瘠的年代，聪明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变着样儿地在厨房、在餐桌上为孩子们制造出多少小小的奇迹、小小的幸福啊。看看《国宴与家宴》中，一个女儿记忆中的母亲，是何等的神奇吧。“我一直记得母亲晚宴旗袍，在厨房进进出出的样子。那个时代的厨房大都在屋子最畸零的角落，密闭且通风不好，可是她就是能从容悠闲地穿进钻出准备菜肴、招呼宾客，看不出一点忙乱来。”“她总有本事前一分钟在厨房忙得灰头土脸，下一分钟就轻轻松松端出一盘漂亮的菜来。富富泰泰的好像不曾经历过前面的油烟、忙乱，就做出来了。自信笃定的神情，似乎使那些菜色加倍地可口诱人。”这不是艺术是什么？这种艺术只有一个伟大女人才能创造出来。
我们从身穿“晚宴旗袍”下厨这个细节大概可以想见，王宣一的母亲许闻?女士也不是什么一般人物。书中附有一帧许闻?身穿旗袍怀抱幼时作者的小照，颇有风姿。据作者介绍，她母亲许闻?出身浙江海宁的书香世家，接受过西式教育，中日战争时跑过租界，躲过空袭，在战争之中，只身沿着长江千里寻夫，跑到大后方，胜利之后回沪，不久又告别父母兄姊，独自带着少数家人渡海到了台湾。“她一辈子除了家乡之外，主要住过上海、杭州和台北三个城市，历经十里洋场风华最盛的年代。她有好多年的生活过得像《红楼梦》大观园般，即使她算是新世代的女性，但是围绕着她一天的生活，饮食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个类似张爱玲的姑姑那样的现代中国的“新女性”，从教育上说是超前的，从生活上说却和那个时代大多女性并无二致，少不了相夫教子，围着家庭打转。她们并没有靠新式教育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如果不是诉诸别人的笔端，在历史上她们也许永远湮没无闻。当然很难说，这是幸还是不幸。很简单，一个幸福的女人是没有历史的。
我宁愿把《国宴与家宴》理解为一本生活之书，而不是历史之书。《国宴与家宴》的双重“记忆”（作者对自己童年的记忆和母亲对童年的记忆）更多是关乎个人生活的。正如作者说的，“食物和记忆的关系真是最最密不可分”，一道菜肴为什么非如此做不可，与其说是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个人记忆，是对童年经历的回味，是对某个人一生某个片段的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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