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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书认为，自明朝永乐年间会通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南北贯通，山东西部的地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漕粮转输和南北各地官绅、士人、商贾、船家等大量流动人口的往来，使山东运河区域的对外交流空前活跃，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商业城镇带的兴起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将这个闭塞之地变成了开放之区。而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融汇，促使山东运河区域的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迁。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建立起了以临清、济宁、聊城等运河城镇为轴心的市场网络体系，吸引了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西、陕西、辽东等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来此经营，使鲁西平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活跃营造出独具风格的商业文化，工商城镇的勃兴发育出迥异于旧时的都市文化，流动人口的激增和市民队伍的扩大孕育产生了市井文化，船只往返、官绅络绎带来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交汇而成兼容并包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由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衣食住行，“尽改旧意”，做事处世“惟意所示，不问宪典”；“违礼越制”，“绝不知其荡检越分”。据此便很容易理解《金瓶梅》所反映的“好色”、“好货”的人性思潮。海耶克曾说，从理论上讲，在极权政治下，人们的自由并不一定比在民主政治下少，但并未曾见这样的实例。王云之书和各种资料表明，明清时期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专制强化和自由扩大并行不悖的特例。由此可见，在集权政体下，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人们有财产的支配权，就不可能完全限制人的自由，并且很容易衍生出一个局部的游离于政治和主流价值之外的市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