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长达1000页的“网络中心战”报告,首次提出并论证网络中心战这种新的作战方式。美军认为,信息时代的军队是一个互连互通的网络化实体,军队的网络化能生成新的战斗力,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美军通过提出和实践网络中心战,牵引和促进了作为网络中心战基础设施的信息栅网、战场感知
网络中心战的提出和初步实践,是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正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劲推动下,人类的作战方式从自然中心战,历经机器中心战,直到网络中心战。
早期军事对抗主要是材料对抗从武器演变的视角来看,早期人类的军事对抗主要是材料对抗。也就是说,对抗双方谁在材料上占有先机,谁就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军事较量运用科学技术在手段上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新材料的发明上。在材料对抗阶段,人类的作战方式是自然中心战。这不但因为武器材料如青铜、铁在自然界就天然存在,而且作为战斗力重要因素的人的体能也有天生的、遗传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人类在从事军事活动时,往往要受到自然条件的严格制约。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古代人类往往在夏天打仗,而冬天则言和。即使到19世纪初叶,拿破仑进攻英国的计划也因英吉利海峡而受阻,进攻俄国则因寒冬而败北。所以孙子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五事,天时、地利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10世纪,中国人首先发明火药,从而为军事斗争注入新的活力,展示了全新的对抗视角,使人类的军事竞争进入能量对抗的新阶段。火器相对于冷兵器,具有明显优越的杀伤力、震撼力和威慑力。自此以后,靠材料取胜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军事行动围绕能量对抗而展开,于是才有从火药枪、速射武器、高爆炸药到核武器的发明。在能量对抗阶段,人类的作战方式是机器中心战。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于军事,首先是在海权论影响下,大炮巨舰主义为各国所奉行,其次是在机械化战争论影响下,闪击战、坦克战为世所瞩目,然后是在空权论影响下,空地一体战广泛盛行,接着是在电子战影响下,雷达网铺天盖地,最后是在高边疆战略影响下,导弹战、太空战甚嚣尘上。这些军事思想和军事行动由于以近现代大工业为后盾,在陆、海、空、天、电各个领域大规模运用机器的力量,才得以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使以往的自然中心战终于过渡到机器中心战的时代。
靠能量取胜的局面被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电子计算机问世了。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的结果,使人们看到军事斗争发展的新曙光。自此以后,靠能量取胜的局面被打破,人类的军事行动围绕信息对抗而展开,使人类的军事竞争进入信息对抗的阶段。相对能量对抗武器,信息武器的杀伤作用更具选择性,同时可以避免大规模毁灭性的可怕后果,因而代表着未来军事斗争的发展方向。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具有突出的渗透性、扩散性和连通性,对军事系统功能整合和效能倍增具有重要作用,是军事科技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理所当然地成为作战方式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信息系统武器化的发展趋势更加突出,电子对抗系统、网络对抗系统成为夺取信息优势的有效武器。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及其辐射效应促进了武器装备系统一体化和指挥信息系统的一体化,极大地提高了战争体系对抗的能力,从而催生出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崭新作战方式――网络中心战。机器中心战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大工业的力量,集群交战,死拼钢铁,释放能量。但战争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美国,单纯借助机器的力量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人们终于意识到,战争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力量体系的对抗,仅依赖单一因素和单一力量,往往也难以取胜。如何将各种战场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整体效能,必须借助网络,依靠系统集成,而系统集成的灵魂是信息沟通。显然,只有在信息社会,在信息技术充分发达的时代,网络才有意义,网络中心战才有可能,从而使得战争准备的可公开性、战争过程的可控制性、战争结局的可预期性成为网络中心战的典型特征。美军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实践,也初步体现了网络中心战的这些特征。
胜负往往取决于占有信息在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信息时代,军事对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最多、最快、最有效地占有信息,并削弱乃至剥夺对方对信息占有的能力。有数据表明,爆炸威力提高一倍,杀伤力仅提高40%;但命中率提高一倍,杀伤力则提高400%。提高武器的精度,也就是提高武器的信息化水平,是提高武器作战性能最有效的途径。海湾战争中,尽管伊军在坦克、飞机、火炮、人力等因素方面比较强大,但当它的大部分雷达和监测装备失效之后,这种强大便因制信息权的被剥夺,一下子变得反应迟钝,难有用武之地。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器建设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在新一轮的需求牵引与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支撑网络中心战的“信息战系统”和“精确火力战系统”却在各国军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并获得空前的发展。
网络中心战是一种崭新的作战方式,它从作战观念、作战力量、作战信息、作战秩序、作战效果等方面对军队战斗力要素进行系统整合,使军队战斗力的建构方式和成长方式发生不同于以往的根本性变革――从数量规模的线性累加进入到信息结构的非线性跃升,与此相适应,军队的组织结构也随之从纵向树状结构转变为横向偏平结构,从而使信息化战争呈现出以体系对抗为特征的高度一体化联合作战景象、以基于效果为目标的非线式作战景象和以军事打击与政治作战高度融合的精神信息战景象。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