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人类学的声音（下）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744

访谈嘉宾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文化人类学所教授

主持人

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所主任徐杰舜

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

王铭铭：站在学科本位里谈国学，社会科学家多数可能对国学采取批评态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都是西方的，这种基于分析主义的概念体系，不能不对国学大谈的“道”难解风情，并且不能不因此而认定这东西毫无可以明确定义的科学认识论意义。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历史梳理，其最主要发现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的最主要概念来自于基督教。被我们认定是“科学”的东西，在时下不少西方社会科学家看来，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近代延伸。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真理，而是文化。这便是西方社会科学观念的新发现。这个发现，使社会科学产生了新认识。一方面，学者们更清晰地看到，将一个传统中的观念运用另一个传统的解释中，社会科学家最易犯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多数社会科学家实际并没有把与西方文化有同等价值的观念当作“科学”过，因而，今后社会科学研究要多探索非西方传统里存在的接近于所谓“科学”的东西。

这个新认识，不是没有自己的基础。反思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工作，人类学家做得比较早。人类学家想从第三世界的研究里面提出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其中也有西方汉学家在探讨中国的所谓“本地概念”是否不同于西方的概念，这些中国概念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法国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Granet），便有企图在中国古代制度和观念的基础上探讨一种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他的工作表明，所谓“国学”中的一些因素（如礼仪和人情的观念），是有普遍解释力的。比如说“社会”（society）这个词，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关键词，它与国学的结合，潜力颇大。这个词先是译成“群”，到了1903年改译成“社会”。当时译成“群”时，指的是一种礼仪导致的统一体。这个定义，与给予“社会”观念充分关注的法国年鉴派创始人涂尔干不谋而合。1903年以后，我们转用了日本的译法――“社会”（日本是用了唐宋以后中国存在的“社会”这两个字来翻译西方的“社会”的）。转用“社会”二字，抛弃“群”，表面上使“社会”的中国定义更贴近西学，但实际上，这个转变，使中国的社会思想丧失了原来以礼为中心的“群”的感觉，缺乏了古代“群”的凝聚性和礼的制度性。采纳这个译法，与20世纪初期，西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这种西方主义将西方想象成没有“群”的理性个体主义。在这种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下，“社会”变成了缺乏任何有机关系的个体的凑合与相互矛盾。如此说来，重新探讨“社会”的结合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新任务。在这方面，国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的礼仪里存在着丰富的社会理论思想，其深刻程度，绝对不低于从基督教传统里衍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古代礼仪理论一方面谈欲望，另一方面谈控制欲望。荀子是这个谈法的代表人物。古人说，礼仪要表达和养育人情。什么叫做“人情”？西文基本上是不可翻译的。“人情”的理论是中国特有的，对中国社会有解释力，这不会遭到太多怀疑。但这个观念是否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解释力？中国社会科学家要多加探讨。中国社会科学要有自己的基础，要有一定的自尊心，肯定是要参考国学的。当西方社会科学家开始反省自身时，中国社会科学家多数抱着他们抛弃的东西不放。这个差异，使人感到遗憾。国学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科学的西方主义现状应起重要作用。

主持人：王教授现在研究的定位是历史人类学。实际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回到国学的文献。人类学视野中的国学，很多东西是和人类学相通的。用人类学研究国学的话，国学就会有新的面貌。

叶舒宪：我接着你的话题讲，人类学能够启发本土文化的自觉。20世纪的“文化极端化”错误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对本土文化失去信心，当初的口号是“自强保种”，国人认为本民族的这个种都难以为继了，只有靠外来的西学，才能够拯救民族国家。在这个背景下，把本土文化看成是落后的、封建的，认为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有孔孟，这就归咎错了。

主持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种保下来有什么用？

叶舒宪：人类学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文化相对论：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的价值，彼此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不要把西方的技术作为唯一的导向。这样的话，每一个民族才有自己的文化自觉。相对于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来说，中国的生态是比较差的。为什么古代政权叫“社稷”？“社”和“稷”用在一起，就指小米，那是不下雨、不浇水照样能长的农作物。在这个较差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下，我们这个文化存活了这么长时间，从人类学视野看，应该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当然不是我们传统国学讲的读经、读历史书能提出的问题。从人类学角度看国学，把这种深刻的文化经验发掘出来应该对世界的未来贡献很大。

传统国学是以读经为主的。其实这些东西最初也是跟口传文化密切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论语》，基本上是不书写的。“论”、“语”都从“言”字，什么“子曰诗云”都是指言说的，因而根源就在上古的口传文化。倡导国学的人，如果有一些人类学的训练，绝对不会只拿着书本的经去念。下到甘肃的莲花山，每年六月六，方圆几百里的人，数万人在那里彻夜对歌，实际上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诗经》国风，是古文化的宝贵活化石。再到甘肃的礼县，秦人的发祥地，即原来给周人养马的地方。从人类学观点看是国学资源的宝库。秦国二十几年就灭了，他的历史由谁写，司马迁写的，也就是由战胜者一方书写的。这能可靠么？实际上秦的历史被埋藏了，到哪里去看？甘肃礼县、西和县。公元前六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前数百年，秦的先人在那里营造的辉煌文化传统，史书上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这是国学不是？靠什么去认识？靠人类学和考古学重新发现这段失落的历史。

王铭铭：我以为，在研究国学中，社会科学家不应局限于“发现矿藏”，而应试着从中找到一些历史的启发，对我们理解今天给予刺激。

比较全面地了解所谓“天地之间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西学的局限性，为中国在世界社会科学建立自己的地位、作出自己的贡献，都会有重大意义。关于国学可能使我们“旁观”到的西学局限性，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首先，是关于定式化的社会与流动的人群之问题，借助国学，我简单用“游”与“居”两个字来形容。身体与思想的流动与栖居，是道家与儒家强调的两种不同方面。倘若我们都是儒家，那就只会强调“居”，倘若我们都是道家，那就只会强调“游”，可是，国学的整体是同时包含这两种传统的，而我深信，社会科学家要借重国学，只有两者并重，才可能造就一种对世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理论。20世纪以来，除了反传统的种种运动之外，多数对传统抱有怀旧之心的学者，都将自己的思想追溯到儒家的“居”。在社会科学领域，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这一学术态度的典范表现。侧重中国文化的一方面，恐怕有其意义――比如，可以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决定性结构如何看待。然而，要全面理解传统中国，也需要了解古代中国同时存在的“游”与“居”结合的结构。关于“居”，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也很有想法。可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不同于中国思想的地方是，他们往往企图将“居”这一元素当作是传统社会的所有元素的综合。西方社会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导致西方人易于在“居”与“游”之间作进化时间的联系，认为前者是历史，后者是现实，前者是传统，后者是现代。“现代化”、“全球化”等等概念的提出，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二分世界观有密切关系。这种二分世界观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使我们形成一种分工，有些人研究传统社会的“居”，有些人研究现代社会的“游”。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家忽略了我们同其他国家最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居与游的结合结构。深入的研究可以表明，没有一个社会不是这两种元素的结合，强调其中一个元素，往往与特殊时代的特殊政治风尚有关。

我要强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最近发现了“游”这个字，所以“migration”这个词在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过去的西方社会科学，是根据国家的概念来想象社会的，若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的想象方式叫做“居”的理论，那么，它的概念之构成，核心的要点是国家的疆界，它的核心人物，是被固定在这个疆界内的人物。过去20年来，“全球化”这个概念出现，所有的西方学者似乎全都开始研究人与物的流动。这也大大影响了国内社会科学。我对这种知识的现状深感不满，我认为，这种浅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居然被看作是“理论”，实在可笑。流动这个东西，跨社会的交往，自古有之，而且原始社会最没有疆界。西方社会科学为什么只有在过去十年才发现了“游”的重要呢？是因为他没有道家传统，没有逍遥、游离的概念。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精神和物质二分的人文观念上，将“游”归于梦，将“居”归于生活。对它而言，生活中身体与思想的“游”与“居”的双重结合，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到历史完全被摧毁之后，才可能。

在一个有着“游”与“居”结合的丰富思想世界中，展开对于社会科学的反思，能获得不少收获。如何借重国学中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社会科学的独到贡献？围绕着“游”与“居”，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与这项工作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有哲学层次的比较。西方哲学的基础是一种“分一为二”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哲学对于人自身的理解。西方哲学有主客之分，社会科学则有个体与社会之分，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耗费大量精力在寻找二分之后的“二”之间如何得到连接。这个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基础，是人-物二分的观点。对于西方学者而言，难以想象人与物可以完美结合，他们有的是humanbeings（人）、indi-viduals（个人）、societies（社会）等种种形容人的世界的概念，与things这种形容物的概念。而中国人有“人物”这个词，翻译为西文只剩“人”字。这个难译之处，恰好表露出“人物”概念的文化特殊性。在这个概念中，人自身和世界万物相互晖映的人，乃是“人物”，是有一定重要性的人。而“物”又是什么？古人说，指的是“五色牛”，也就是象征世界之大的“牛”。人物、物这些中国概念，还没有得到国学家的细致研究，而其社会科学意义必将逐渐得到重视。

主持人：今天几位人类学家给我们展示了一条通道。国学，想要在二十一世纪有一种新的存在，要发扬光大，要让中国人重新接受，同时获得一种普适性价值，人类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谢谢各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