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美方利益集团“利益非均等”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WTO《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的规定，存在了40多年的纺织品贸易配额终于在2005年1月1日取消了，但是纺织品“配额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世界纺织品贸易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出现了相当多的贸
纺织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中国的劳动力工资与美国相比很低，由此根据比较优势，美国专业化于纺织品之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让中国专业化于纺织品，这样从整体上两个国家都会获得贸易利益。可是，美国的做法却是处处设限，似乎在放弃这种互利贸易。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究竟何在？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就经济学“理性人”假说和人在经济社会的“自利性”来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各集团的利益冲突。简单来说，某个利益团体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以整个国家或世界的贸易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是次要的，这种寻租导致政府的对外经济行为失调。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也是如此。
美国市场是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根据推理，当中国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后，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的下降。在短期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下降，纺织品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会趋于下降，这一变化将产生两个重要结果：一是由于存在报酬递减规律，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将小于价格下降的幅度；二是更多的资本将逃离纺织品部门，即纺织品部门整体的行业规模将趋于缩小，而其他部门的规模将扩大，并最终影响纺织品部门的产出。
这一变化对纺织品部门的工人、资本所有者、其他部门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农场主这四个集团的利益将会分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资本所有者而言，他们实际收益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根据第一个结果，由于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小于价格下降幅度，以纺织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变，因此以其他商品衡量的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是减少的。因此，不能就此作出资本所有者的实际收益增加或减少的结论，而应当最后综合他们的消费偏好进行考量。
纺织品部门工人的实际利益是受损的。这一损失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当部分资本退出纺织品部门后，纺织品部门的剩余资本的边际收益将趋于增加，在竞争市场上资本和劳动要素分别按照他们的边际产出获得收益，因此即使在纺织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纺织品部门工人的实际利益也是减少的，当纺织品价格下跌时，纺织品部门工人集团的实际利益更是趋于减少。二是由于纺织品部门整体规模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工人就业率的下降。
其他部门工人的实际收益则是增加的，这一福利变化也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纺织品价格下降引起其他部门工人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部分资本从纺织品部门进入到其他部门，从而导致其他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并导致工人的收益增加。但是，由于相对于总体而言，增加的资本数量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纺织品部门资本流出对其他部门的福利改善程度是微弱的，由该部门资本变动所引起的其他部门工人的实际收益的增加幅度也是有限的。
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庄园主的实际收益也是增加的。纺织品的涌入并不影响农产品的价格，而纺织品价格却是下降的，因此庄园主的实际收益是增加的。
二、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引发的政治学思考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美纺织品贸易中资本家收益不确定，而纺织品部门工人在中美纺织品贸易中受损，其他部门工人的实际收益增加；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农场主的实际收益增加。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将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违背的“悖论”。
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来看。纺织业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之一，近几年就业人数一直在5%左右徘徊。如此庞大的劳动者队伍是美国社会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随着中美纺织品自由贸易的开展，这一部分人将感到自身的收益每况愈下，他们渴望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贸易保护，于是他们会通过工会向政府施压。同时，他们也是未来大选的选民，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也会制定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贸易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票。
从美国工会的角度来看。因为普通工人群体的利益在贸易中是受损的，所以在发生贸易利益冲突时，他们会采取行动给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出台纺织品贸易保护政策。这是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形成的主导内在因素之一。
从中美纺织品贸易中的土地所有者（即美国的农场主）的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食品市场为美国农商企业提供了机会，出于害怕中国政府在农产品上进行保护，以回应美国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当美国政府制定或采取针对中国纺织品贸易的限制政策时，他们投的是反对票，这也是我们在贸易争端中应积极争取的力量。
美国其他行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也是我们要分析的对象。随着中国纺织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从而引起美国纺织品价格下降，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资本家在其名义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益是增加的。如果美国政府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他们的实际收益将减少，但这种增加或减少对他们单个人而言可能是微小的，因此，除非有一个团体能够统一他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认识，否则他们个人并不愿为自己的一点小利益去花大力气对政府施加压力。这一集团也是我们贸易谈判中需要利益同化的部分。
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利益集团分层和政治力量博弈成为了这个问题的结构性特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会影响经济政策。在中美纺织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集团都在起作用，究竟是哪个集团占上风，这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总的互动行为和博弈结果。由此，经济问题的背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化的结论，那就是一个经济事件分化了利益集团，而为了其局部集团的经济利益，各集团都试图影响或改变国家经济战略。就本文所述事件而言，以美国工会为代表的纺织品贸易受损集团目前似乎在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占得了优势，所以就表现为对华纺织品贸易战略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硬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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