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006年9月“彭桓武星”的命名仪式上,那时先生精神还好。如今星斗依旧,人事全非,难免惹人唏嘘。但我想,先生那种踏实严谨、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操,将同他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和国防实力提高而做出的功绩一起,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光
四十多年前,我初入二机部九所,就有幸在彭先生领导下工作。文革后,他调到中科院,距离虽远,但仍保持联系。先生治学为人皆出众,我从先生教,受益颇深。
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奉献的一生,他的人生轨迹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彭先生早年留学英国,师从玻恩和薛定谔,30岁不到就同另外两位科学家一起发表了HHP理论,轰动了理论物理界,在英国学术界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可当他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毅然返回国内,希望能以自己所学重建家邦。记得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他生气地回答:“中国人回自己国家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来才要问为什么。”建国后,因国家需求,他毫无怨言地把工作重心从理论物理转向应用物理。又因为保密的需要,他甘愿几十年默默无闻,在“两弹一星”的研究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
彭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晚年时学术上还颇多创新。记得文革中,我们课题组在攻关过程中遇到弹塑性理论这个“拦路虎”。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彭先生说起此事,他就在黑板上用粉笔推导公式,为我们详细讲解弹塑性理论。那时,我深深地为他深厚的理论功底所折服。彭先生调回中科院后,工作重心转回到他所钟爱的理论物理上。其时,他已过花甲,却始终活跃在学术前沿。2005年6月,学界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庆祝彭先生90寿辰。彭先生还在会上做了《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同大家分享了他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彭先生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他曾几次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理由就是“我不称职”。彭先生曾当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自己“给自己革了职”。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我从未提过案,从未发过言,理应革职。”先生一生却对“教师”这个岗位情有独钟。他曾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周光召、黄祖洽等一批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很多院士都曾受教于他。晚年时,先生总结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以“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16个字诀遗赠后学。
彭先生生活简朴、温饱即可,对物质享受从无要求。我入九所时,彭先生已是副所长,主管理论部。其时我们住处相近,发现他经常穿的只一件蓝色咔叽布上衣。因衣着太过寒酸,一次先生去书店买书,差点被当成小偷。改革开放后,先生依然故我,世纪之交还穿着50年代的旧衣服。先生对自己的生活虽散漫,对朋友同事却慷慨。1996年,他捐献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奖金,设立“彭桓武纪念赠款”,把100万港币悉数分赠给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因为在他的心里,荣誉和成就是属于集体的。
彭先生在科学上是活跃的,在生活中是朴素的,但他的内心世界是敏感而丰富的。先生于不惑之年喜结良缘,伉俪情深。他文理兼修,工于诗词,诗文流传于世者,多是为夫人所做。夫人仙逝后,他独居近三十载,除专心物理研究外,消遣之一就是写诗悼念亡妻。先生精于古典文学,特别喜欢《三国演义》,不仅电视剧从头看到尾,还把主题歌的歌词工工整整地抄下细心品味。
关于先生的记忆,一文难穷。他给我的帮助和教诲,我永生难忘!掩卷沉思,中国科技界目前的种种弊端,其根源也许就在缺少先生这样的人,缺少先生这样的精神。彭先生曾说:“科学家最高的追求也无非就是做工作。”他以诗“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直抒胸臆。我想,这句话也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共深思。彭桓武先生精神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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