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演绎着种种传奇，“温州模式”被奉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典。然而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步伐日益滞重，让人不禁担心温州是否患上了“动力缺乏症”。
温州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其实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存在。它透露出一个重大信息――
“天花板效应”与“成长的烦恼”
温州的产业格局一直以轻工制造业为主导，拥有“中国鞋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等一批“国”字号“金名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工制造业的绝对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使其难以顺利进行产业升级与调整。温州传统制造业结构演变因此缓慢，遭遇到了“天花板效应”：唱主角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不高，产业升级步履艰难。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将“温州病”诊断为“三个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温州代市长邵占维也坦言温州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和“成长的烦恼”。
记者在温州采访，听到这样的观点：温州目前之所以面临困局，从深层次上说是温州已经完成了靠底层推动的制度创新，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已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左右，需要国家层面去推动。如金融创新和投融资体制改革。20多年前曾经一马当先有过利率改革的温州，在2002年底争取到了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除了对浮动利率有动作外，鲜有创新成果。
据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分析，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只是体制外改革的优势。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改革先发优势的弱化，以及制度创新的匮乏，反映在发展上就表现为一个“时间滞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实际上是率先遭遇了全国其他地区即将全面遭遇的另一种失衡问题。
温州的困局牵涉到许多深层次问题，在现有条件和环境下，温州怎么办――
“一号工程”隆重登场
面对困局，是埋怨，还是等待？――这些显然都不是温州人的风格。
2005年2月，温州重补“开放”之课，把招商引资作为2005年的“一号工程”,举全市之力把“短腿”拉长，以弥补民资外流、外资吸引不足的弱势。温州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只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才能引进国内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更大的国际市场，拉升产业层次，促进结构调整。
对于将招商引资列入“一号工程”，有许多人表示困惑。困惑1：温州要不要招商？温州民资那么充沛，招来外资会不会“招来女婿，气走儿子”？困惑2：温州能不能招商？温州的区位、基础设施没有优势，土地等资源紧张，对外商有没有吸引力？困惑3：温州该不该招商?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发展战略渐露弊端之后，温州还要不要跟着走这条路？
针对引进外资“要不要”、“能不能”、“该不该”等问题，温州决策层态度坚决。他们认为，民企和外企同为市场“弄潮儿”，机制体制相融、经营观念相同、资源优势互补，最容易形成“同盟军”。对于外企来说，“与民合璧”是进入中国的好途径；对于温州民企来说，“以民引外”是实现跨越的捷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提出，温州招商不是为了“美元”，而是美元背后的品牌资源、技术平台和管理理念。温州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文化嬗变，外资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量，它将产生一种冲击波，改善温州经济中“熟人社会”、非正式社会网络比较复杂、办事习惯找关系等商业文化。
温州市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招商引资战略同一
般意义上的招商引资战略不同。基于此，温州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合资合作的政策，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招商引资大幕。温州的龙头企业如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相继牵手跨国公司。2005年，温州的招商引资（后又称招商选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合同利用外资7.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1亿美元，分别比2004年增长54.2%和48.2%，增幅名列全省前茅。统计数字显示，仅两年温州引进的外资总量相当于之前二十年总和的两倍。
温州发展模式的“创新版”，使温州又一次陷入争论的涡流。争论的焦点是――
“终结模式”还是“模式嬗变”
然而，温州推出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战略引来一片质疑声。首当其冲的观点是此举将终结“温州模式”。温州一位企业家向记者坦言：他们本希望“温州模式”这一内生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火种播洒到各地，但不幸的是，温州人的这一努力屡屡受限。温州商人的突破不仅受到地域分割、产业规划等限制，如今还受到内部阻击：当地政府也并不欢迎外迁行动，因为这些产出无法计入当地的GDP。温州市政府的一份文件还宣布：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等――这意味着温州本地好不容易形成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将受到严峻挑战。这位企业家一再激动地说：资源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与竞争不公平意味着什么？
更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位企业家竟向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究竟是谁？
“春节团圆日，资金回乡急”――春节前后，海外温州人半个月汇回1亿美元，国内温州人节前汇回170多亿元。今年春节期间，当地媒体的这篇报道，又引发了许多温州人激动的情绪。一位研究温州的学者向记者介绍：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虽然温州GDP只有苏州的1/3,但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况且，温州人的收入远比官方统计的要多，因为像红利、股份这些难以纳入统计的要素收入远远大于其工资收入。他激动地说：“我过去坚持，至今仍坚持：温州人缺地、缺水、缺电，但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质疑声不断，赞同者也不少。温州当地学者、企业家白晖华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更是“温州模式”自始自终的参与者、见证者。他说：“殊不知，原先的‘温州模式’，在面对全球价值链时，遇到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难，必须要走出去或引进来。”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温州的招商引资“一号工程”，有助于民营企业与国外资本的嫁接，与外来资本结合又有助于温州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单从这一点来说，温州的决策者并非刻意颠覆“温州模式”，而是在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
国内一些研究温州的学者也纷纷予以响应。长期关注和研究温州发展模式，在国内较早提出并引发了“温州经济出现衰退”争论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就旗帜鲜明地为温州实施的“一号工程”鼓劲，认为这是温州“冲出困境的良方”。
2007年2月27日，王建满在市党代会报告中提出：温州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温州要应时顺势谋划发展，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
面对这些自信的话语，我们不禁再一次回顾起温州和温州人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靠“四千精神”――“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万水千山、提出千方百计”发展商品经济；后来靠“四自精神”――“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搞市场经济。“四千精神”与“四自精神”才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正如有的专家所言，温州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国内生产总值，多少社会财富，而在于他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通过不断的争论和完善，给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目前或未来可以借鉴的做法和启示。
改革、探索、转型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回味起温州人在各种争论中环境是那样地宽松，思维是那样地活跃，我们不禁怦然心动，惊喜不已――这正折射出经历阵痛的温州，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践行“没有现存模式，走自己的路；没有固定模式，走创新之路”的理念，它昭示着温州又将迎来一次浴火重生、凤凰涅?。
图片说明：“温州模式”是一种农村地区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图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街市一角；下图为现今温州某企业生产车间。（资料照片）
“温州模式”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第一次在媒体上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从事温州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温州模式”是一种农村地区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利用了在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推进了经济的民营化和市场化，同时造成一种区域性的经济体制的落差，借助经济体制落差的“势能”，迅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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