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网络上一个名词颇为时髦，即“恶搞”。这本来是个含有批评意义和幽默内涵的中性词汇，但有人却任意践踏道德底线，拿一些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开涮，这就不免引起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忧虑和反感。如果说，《一个馒头的血案》拿电影《无极》开刀、《真相大揭秘》以电影《夜宴》开涮，还多少有一些艺
无独有偶，当社会上对颠覆英雄的批评尚未结束，又有人再次刀砍我们民族心理的承受力。就在我们纪念民族精神的“圣女”刘胡兰英勇就义60周年的时候，有人对这位一代青年偶像的英雄行为作出了“另类解读”，胡说什么对刘胡兰动铡刀的是阎匪刺刀胁迫下的老百姓。此言一出，社会舆论哗然，招来百万网民骂声一片，于是,有关媒体和当事人迅即挺身而出，以缜密的调查还原了历史真相，证明行刑者是阎匪及其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复仇队”。我想，今天对刘胡兰的行刑者是什么身份的调查，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抛出这样一个异端邪说，使我们不免要质疑一些人的别样心态。
今天我们谈这样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不可能脱离当下的时代。众所周知，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们进行的攻防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手段之一，就是想要摧垮我们的道德偶像和精神楷模。比如，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出版物，以所谓“揭秘”形式诋毁我老一辈革命家形象，便是损招恶招之一；往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当代青年的精神楷模身上泼污，摧毁人们的精神防线，也是他们不肯放弃的战术。对此，我们一般是有所警惕的。但是，有时候使我们十分无奈的，是我们自己营垒的人却有意无意地助纣为虐，给人家当帮凶，作出我们的对手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如果不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颠覆英雄的险恶后果，仅局限在所谓“史实”的是是非非里，那么对这场攻防战，我们就会缺乏清醒的认识。
尤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恶搞红色经典、颠覆英模人物的行为，有人非但不能清醒看待，反而撰文为其唱赞词，称其是什么“平民话语的修辞狂欢”，是“娱乐无底线的话语自由”。说来，超出底线的恶搞频频出现，其对正当批评的利用是一个重要原因。“戏仿”、“反讽”确实有一定的批评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将此滥用，以至于对什么事情都要“恶搞”一番，用刻薄的话语由着性子“求爽”，用诡辩的方式宣泄，这就使批评超越了理性的边界。
应该说，包括“戏仿”、“反讽”在内的一些“恶搞”作品能够出现和存在，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和自由的结果。但少数参与者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自由往往意味着有一种更强更自觉的约束力，意味着更高层次的责任意识。如果这种自由沿着“雷锋的20条死因”、“诸葛亮吃伟哥”、“林黛玉着三点式”，甚至将《毛主席去安源》这幅著名油画的人物头像换成一个主持人的头像在网上叫卖等等，那么总有一天，会因其超越了社会容忍的底线而对这种自由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
应该说，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的颠覆和亵渎，已经完全不是娱乐层面的“搞笑”了，而是刻意用耸人听闻的所谓史实，把我们熟知的东西搞得面目全非，以此来冲击我们的道德传统，弄得我们一些读着英雄事迹长大的孩子们云里雾里，真假不辨，这无疑是对社会人文环境的极大危害，若任其泛滥，将会遗患无穷。如果有一天因这种无底线的亵渎、颠覆、恶搞酿成社会公害，成为又一种形式的堕落和信任缺失，进而窒息了公众娱乐自由的社会空间，到那时我们再来重谈“治理”，可能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了。
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作为一个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民族传统的国度，中国古今英雄辈出，我们需要的是以虔敬之心去爱戴、呵护他们。可眼下在“娱乐无底线”的口号下，英雄人物一个又一个被质疑，被泼上污水，甚至连文艺作品中的英雄潘冬子、郭建光、洪常青等也备受戏弄和损害之苦，就不能不让人质问：颠覆英雄的路还要走多远？对此，也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因为守卫我们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底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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