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必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时期的实践活动将会提供重要的帮助。邓小平是一位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展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和一个政治家的卓越的领导艺
西藏解放前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原因，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阶级斗争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极具特殊性复杂性的西藏问题。解放西藏，是我们党所从事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央解决西藏问题，采用的是和平解放的特有模式，所采取的政策、工作的方式和手段亦多属首创。着眼于和，立足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首选方针。当中央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后，邓小平作为当时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理所当然成为中央关于西藏政策主要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的指挥员。正是他率先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的科学论断。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这种远见卓识，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邓小平重视从政治上解决民族问题，缘于他对民族地区事务的客观判断和思考。正如他在向十八军授予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部署进藏工作时，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对比中所作的深刻阐述那样，明确地指出了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政治问题极为重要。军事与政治协同解决，政治重于军事。这种思想早在二野部队进军巴蜀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就已显示出来。他说，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要着重考虑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所以，在确定进军西藏的干部和部队方面，他是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才和刘伯承不约而同地选定了政治上很强、其他条件也好的张国华军长和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立足于政治上解决问题，政策就是生命。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共产党、解放军在各方面都占绝对优势，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感召力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无法抗拒的。所以说，只要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和平解决是能够实现的。他告诫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有决定意义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他指示张国华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调查西藏的情况，还从北京和成都调来藏学专家作为学者随军进藏，直接提供第一手的政策咨询。不仅如此，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还亲自主持起草了著名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简称“十条”。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份历史性文件，并于两天后即批复，毛泽东除在第八条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几个字外，完全同意邓小平拟定的“十条”的内容。
“十条”是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最伟大的杰作，是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放西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充分照顾了西藏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又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既成为和平解放西藏、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础和条件，又是我们进藏部队遵守和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基本准则和依据，深深地凝结着邓小平宽阔的胸怀、高超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十条”在藏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后，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普遍欢迎，包括一些上层人士也都认为，“十条”考虑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这个“十条”，不仅可以说那时是我们党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准则和方针政策，即使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光辉。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基调。从中共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等及一线部队都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即使在解放昌都后，人民解放军可以却没有进拉萨，甚至有的部队还后撤，以实际行动证明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中央人民政府仍坚持既定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做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争取和谈，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在战与和的选择上，邓小平一开始就将解放西藏的砝码拨在天秤的和的一端。西南局先是派志清大师和贾题韬先生去拉萨劝和，但他们被阻于金沙江畔，不能成行。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格达活佛主动提出亲自到拉萨劝和。邓小平在重庆获悉后，感到此时的拉萨局势风声鹤唳，西藏地方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担心格达的安全，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前往拉萨，在劝说不成后，西南局只好尊重格达的意愿。行前邓小平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给达赖喇嘛，表明中央和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和一片诚意。令人扼腕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便在昌都遇害。
和平解决问题是立足于和，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是达到和。然而，自古以来，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必然是既有文事又有武备，其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做后盾。能战方能求和。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实际体会。在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初，邓小平早已预料到前进的道路不会顺利，反动势力必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正义的行动，所以他认为在广泛开展政治争取的同时，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这是实现和平解放的前提。邓小平曾将此前提解释为，没有政治争取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绝对不取的；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的政治争取也是苍白无力、不能奏效的。为了保证胜利进军和解放西藏，他和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中央同意了此建议。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证实了邓小平论断的正确性。西藏噶厦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关闭和谈大门，并陈兵昌都，妄图阻挠解放军过金沙江。人民解放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达到了以战求和的目的。当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从昌都抵达重庆时，邓小平诚恳地向他们讲解了我们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希望和谈代表充分理解中央人民政府的良苦用心，消除隔阂和猜疑，使和谈真正获得成功。
在北京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其内容渗透着邓小平的智慧和胆识，几乎是“十条”的补充和完善。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这个协议对处理中央和地方、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民族与宗教问题都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协议签订后，邓小平又将注意力放在认真贯彻执行协议上。他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将坚决地贯彻执行协议，加紧准备并动员西南全体人民支援入藏部队，并严格教育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及一切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协议。他还在重庆专门召集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及担负护送班禅由西北入藏任务的范明开会，确定中共西藏工委的名单。这是在西藏形势和工作发生根本转变后一次带方向性的重要会议。它不仅明确了政治路线、方针任务和措施，还确定了组织路线，使以西南局为主体经营西藏的部队和工作人员与从青海方向配属西南进藏的同志有机地融为一体，以便于到拉萨后在西藏工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保证协议得以具体执行。
当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已抵拉萨，十八军先遣支队正向拉萨进发，张国华、谭冠三带十八军领率机关和五十二师两个团也即将从昌都向拉萨和平进军时，邓小平仍感到问题重大，特派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从重庆急赶往昌都向西藏工委、十八军党委传达西南局、西南军区指示，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对西藏工作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特别强调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是稳步前进，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子搞出伟大成绩来。
正是邓小平这种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具体运用到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使他对西藏这个情况极为复杂、矛盾纵横交错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理论决策到工作实践，制订出一整套方针政策，领导和指挥了进军西藏及在西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他对西藏那一块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对西藏有着特殊的感情，对那里的工作也特别关心，但西藏却是他一生中唯一没有亲临过的大陆省区。他曾几次提出要去西藏看看，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感到遗憾，我们因未能在西藏见到老首长也感到遗憾。但他的贡献和业绩却像珠穆朗玛峰一样，永远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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