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国学热成了一种文化潮流,图为某小学的学生在诵读传统典籍。(资料图片)
一边是她的书销售得异常火爆。先是《于丹〈论语〉心得》畅销,紧接着,《于丹〈庄子〉心得》新书签售活动创下日签售1.5万册的纪录。虽然,活动当天阴雨霏霏、寒意袭人,但前来买书的人络绎不绝,把中关村图书大厦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活动从当日下午1点一直持续到翌日凌晨。
另一边是人们对于丹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签售会当天,一位男士冲入签售会场,脱去外套,露出T恤,上面赫然写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几个大字,以示抗议。3月2日,中山大学博士徐晋如联合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几位学生在天涯网上,贴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称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甚至希望“《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这些学生联名表态“要将于丹抵制到底”,回帖者众多。拨开现象看本质,深究其本,所有纷争都指向一个焦点:传统经典应该如何解读?
于丹式的解读必须下课吗
面对这些争议,于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解读是从‘学术金字塔’的塔尖上走下来、与民众分享文化利益的一种尝试,采用的是‘心得’的方式,而非严肃的学术教材,这种解读并未伤害社会的群体记忆。”
有研究者说,对传统经典进行非学术性解读的现象由来已久。
早在民国时期,张恨水先生就有一部《水浒新传》,改写了《水浒全传》中受招安的一百零八将征辽无一损失、征方腊阵亡过半的结局,而让一百零八将随张叔夜北上抗金,浴血奋战,最后因皇帝昏庸和汉奸的出卖而为国捐躯。这无疑是对《水浒传》的一个颠覆性的改写。改写者让水浒英雄为国捐躯,实质上是让他们的生命价值在民族意识上得到证明,以激励当时民族抗战的气节。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解读方式偏离原著很远,实际上属于经典翻新小说。有些此类小说在当时起到了比较好的社会作用。再看现在的“大话”经典、“水煮”经典、经典“心得”、“品”经典,等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个性化的方式对传统经典改写、解读,似乎成了一股风气。陶东风认为,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只要它的立意有可取之处,并且不以严肃的学术研究自居,而且自己直率地承认是一种个性化解读,就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另一个方面讲,经典的意义也是双面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或被保守主义者加以利用。个性化的、非学术化的解读,在一定的语境中能够起到解放思想、开放经典的作用。
长期从事文献传播学研究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周庆山认为,于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借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主流媒体解读经典文本,既迎合了国学热的文化潮流,更满足了公众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大众阅读期待心理,即寻求通过权威经典来找寻解脱精神压力乃至迷茫的良方与答案,“于丹现象”充分表明了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明星“地位授予”功能,合理利用这样的传播效果,将小众化的课堂教学内容搬上荧屏,是发挥稀缺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有益尝试,提高了电视媒体的文化品位和公共效益,也具有积极的传统文化传播效果。
对经典的解读应把握好限度
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呢?周庆山提出,通过大众媒体对一种经典知识和文本进行阐释要严肃认真,尽量避免误读。同时,媒体的传播不能过分追求收视率和轰动效应,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文化影响,这就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可以用“信、达、雅”三个传播原则来概括:即要准确把握知识本义、要易于被公众理解接受、要有较高审美伦理,特别是不能简单地将古代语境的文本赋予现代意义加以阐释,因为时代不同,其文本符号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他觉得这也是今后类似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活动中要注意的问题。周庆山说,我们既不能把经典供起来不敢触及,但也不能随意滥用,比如近年来个别历史剧违反客观事实,任意戏说,就对广大观众产生了不好的误导作用。
陶东风认为,对经典的个性化解读的限度可以从两个层次理解。一个是文字阐释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必须尊重经典的本义,这个本义是学术界有基本共识的。比如《论语》中与“君子”相对的“小人”绝对不能阐释为小孩子。另一个层次是属于价值评价的层次,比如对庄子推崇的“神游”,到底怎么评价?是逃避现实还是超越现实?是真自由还是伪自由?这个度就很难具体化、指标化,在字典上也查不出标准答案来。这个评价上的标准,陶东风认为是要坚守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比如在改写《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时候,如果摒弃最基本的同情心,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权贵阶层的立场，把一个弱小的女孩作为嘲弄讥讽的对象,认为她死得活该,这样的“戏说”就无法让人容忍。
台湾的傅佩荣教授曾在欧洲讲授《论语》两年,他对《论语》的解读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接受一家网站采访时,给出了他的解读准则:第一，当你解释《论语》每一句话的时候,其他所有的话都跟你的解释不互相矛盾,前后必须圆融一贯。第二,今天对传统经典的研究必须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因为古人的经验也是经过生活反思得到的,了解之后还是应该用来指导我们现在的生活。
更多专家表示,无论如何,对传统经典的解读都应有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一杆秤,秤的一端是传播出来的产品,另一端是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广泛认同的伦理道德。
呼唤合理的文化传播生态环境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传统经典历经几千年风雨,不但没有被割断却日渐升温甚至火爆起来,再一次反映了传统经典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人们希望从中获取心灵和生活上的指导。这也呼唤着传统经典从学术圣坛走向民间,走到人们的生活中。这对文化传播者来说既是商机,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责任。“于丹式解读”再一次反映出传统经典走入民间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于丹现象”带动了相关学术书籍的销售。如我们出版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它是《论语》比较权威的注本之一,此前每年的销售量只有四五千册,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达到了一两万册。不能说这全部归功于于丹,但是“于丹现象”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浅阅读者被引进了书斋,开始了严肃阅读。
李岩说,文化传播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争鸣是很正常的现象。合理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应该既有为数不多的学者从事着严肃和严密的研究及论证,以引领文化前沿;也有更多的通俗的传播者,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拉近权威学术与广大民众的距离,因为在今天,文言文对普通读者来说,仍存在一定的阅读困难,更不用说去领悟其中真谛。
周庆山认为,“于丹现象”反映了电子媒体与印刷媒体互动加值效应的传播规律,可以说是一种延伸文本生态链价值的一个良性循环。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读也同样带动了阅读《红楼梦》的热潮,如果能够唤起人们重新阅读经典的兴趣和热情,在如今网络浏览文化滥觞和应试性疲劳阅读的传播生态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周庆山表示,经典传播的理想生态环境应该是在严谨把握经典文本基本精髓的基础上,采取诸如电视、电影、戏剧、多媒体甚至漫画等多种方式加以传播,传播方式只是一种形式,本质意义上还是要避免对经典文本的误读甚至歪曲。无论如何,作为有着博大精深文化底蕴的中国来说,有很多的传播资源可以发掘,而发掘时要当心别把它弄得支离破碎。
一位学界人士指出,随着更多的关于传统经典的文化产品投入市场,对传统经典的解读会形成一个买方市场,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冲撞,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货比三家”,他们也许不仅仅是读了一本《于丹〈论语〉心得》而已。这些人可能无心去翻阅朱熹的《论语集注》,但会去看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或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也可能去读读南怀谨著的通俗易懂的《论语别裁》。经过岁月的筛选而沉淀下来的文化产品,终究有其魅力所在。他认为,一种合理的文化生态应该由有责任感、道德感的传统经典解读者、非一味逐利的各种传播媒介、鉴别能力、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受众三者共同构成,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系统。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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