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家学的渊深与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其先祖，多圣人或得圣人衣钵。《字诂》：“孔子弟子宓子贱为伏羲之后，而汉伏生又子贱之后。宓伏同音。”众所周知，伏羲氏乃中华人文始祖，宓子贱治单父鸣琴不下堂，孔子称之为“君子”。伏生家学根底深厚，立志笃学，进德修业，终成大家。战国以来，齐鲁大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度成为文化轴心。伏生故里正处在这社会大动荡、思想大碰撞、流派大纷争、学术大分野的有利位置：北近孙子故乡，东南靠近学术高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乃战国时各学派荟萃中心，淳于髡、鲁仲连、荀子等著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伏生生活的年代距离学宫的鼎盛期相隔不足百年。西南与圣人之乡相去不远，加之伏生勤奋好学，成为一代大儒宗师在情理之中。
伏生何以独传《尚书》，这也是有他的考虑的。比较各学派的优劣高下，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核心理念在秦国势如破竹并吞八荒的大势下难以成为主导思想；老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理念在战国时代已经“落伍”，墨家“非攻”、“尚俭”的政治理念此时也与潮流格格不入；名家“白马非马”的逻辑很难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与自己的家学传统相隔甚远。只有儒家学说博大精深，最合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儒学博大体系之中，“诗三百”虽然“思无邪”，若直接作用于治国理政恐怕效果不大；孔子对《易》爱之甚深，但是《周易》过于玄远，当国者难以直接据此横扫六合，君临天下；而孔子一生想要恢复的周礼早已崩坏，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即将诞生的全新的封建大帝国；《春秋三传》记录的也无非是周天子大权旁落，各诸侯国蚕食鲸吞，奴隶制大厦将倾的破败史，很难引发那些帝国梦者的兴趣；而作为记录上古历史的书经正好成为治学的首选，即便是秦王嬴政，也不能不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的文治武功所折服。正因为如此，“古文”虽难，却难以阻止伏生对《尚书》的探索精研，“尧典”、“舜典”、“大禹谟”的泓涵演迤，“周盘”、“殷诰”的诘屈聱牙，都成了伏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乐趣所在。经过长期刻苦勤奋的学习探究，伏生终于领悟了《书》中无限风光，了然其深远旨趣，成为儒中翘楚。
但是，秦始皇在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后，诏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随后诸生连相告引，460余人皆坑之咸阳。秦始皇焚书坑儒，学士纷纷逃散，天下为之怵惕。伏生临危不惧，壁藏《尚书》，流亡他乡；秦灭汉兴之后，他求其《书》，以教于齐鲁之间。经过这场变故，散失本经数十篇，独得29篇以传授，至年90,晁错往受之时，伏生了然于胸，不执经而口授之。在风雨如晦杀机四伏的特殊时期，伏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惧杀身之祸，使得一部记录中华三千年历史的典籍逃过了始皇焚书的烈焰，得以流传下来，可谓其功厥伟。
伏生继往开来，专心治书，并将其作为家学世代相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伏生女羲娥传《尚书》，其孙以治《尚书》征辟，五世孙伏理以诗授成帝，《齐诗》因有伏氏学。六世孙伏湛官大司徒，七世孙伏隆官光禄大夫、伏咸亦明经，历九卿，家世多为博士……伏氏一门堪称家学深厚，人才济济。更难能可贵的是伏生开尚书学之先河，后世研究此学的学者不绝如缕。唐人陆德明专门收录编辑了伏生后学传承情况。《新唐书》载书类25家33部306卷，《宋史艺文志》载书类60部802?，《明史艺文志》载书类88部497卷，清代在《尚书》研究方面更是蔚为大观。由此，承仰伏生所辟《尚书》研究，使之成为如此强力的大磁场，凝聚学界精英智慧，打造出中华文化知名品牌，为人类文明积火传薪。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历数了这一典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几，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巍巍荡荡，无得而称；郁郁纷纷，于斯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法将来者也。”此言亦道出了伏生治学之宗旨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如果说孙子是黄河三角洲这块土地上巍然矗立的兵学珠峰，那么伏生则是璀璨夺目的文化北斗。今天再读伏生，一位蔼然长者的音容仍历历如在目前，他开创的伏学文化如汩汩潺?的清流浸润着我们的心田，使人如沐春风，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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